据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从业者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在离职人员中，只有不到三成继续留在公益领域。

　　日前，中国社科院发布《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报告认为，制约微公益及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从业人员待遇保障严重匮乏，公益人才发展不可持续。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徒有公益信念能撑多久？

　　待遇低，压力大，人才流失严重

　　45岁的朱雪芳是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的老员工了，从2000年慧灵创办之初，她一干4年。然而过低的工资待遇让她喘不过气来，她说：“2004年工资只有600到700元。在民间公益组织挣的比保姆还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据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从业者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在离职的人员中，只有不到三成继续留在公益领域。

　　朱雪芳只得另谋出路，去了另一家工资相对较高的公益服务机构。她感到，其实同行业内都一样，哪家的待遇都很低，有些机构只是临时聘用人员，没有社保，这让年龄渐大的她感到恐慌。

　　今年初，她选择重回慧灵，因为慧灵给员工上社保。由于有多年工作经验，做主管每月能拿到3000元。朱雪芳感叹道：“我已经算工资较高的，照顾智障人士起居的家庭妈妈，工资只有1500元到2000元，我有两个同事合租着700元一月的房子，六七平方米，基本只能放下两人的床。”

　　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总干事李萌介绍，目前北京慧灵有35名全职工作人员，5名兼职人员和若干志愿者，他们的工资平均在2500元左右，许多一线工作人员月薪还不到2000元，在北京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过低的待遇，使得民间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流动性很大。李萌说：“不少员工被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挖走了，或者干脆转了行。2—3年以上的就可以算作老员工，如果不尽快切实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徒有公益信念不知能坚持多久。”

　　公益仅仅是献爱心？

　　传统观念并不认为公益是一个行业，并将之过度道德化

　　来自河南安阳的老李，辞职来到北京，应聘一家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员。一谈薪水，老李大跌眼镜，兼职工作每月只有不到1000元。老李说，这活没法干，还不如低保人员的补贴多。这就不难理解， 2011年10月，“加薪哥”徐振军一呼百应，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公益圈里因低薪导致人才流失的现状。

　　谈到员工待遇低的问题，李萌说，慧灵属于慈善机构，应该在民政部注册。然而自慧灵创办以来却一直在工商部门注册，每年还要交税，更别提政府的财政支持了。这样的身份也使从业人员无法享受国家针对特殊教育教师制定的各项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传统观念不认为公益慈善是行业，认为仅仅是施舍与救助，只需要“一对一”式的帮助即可，并且把慈善过度道德化。

　　本栏目联合人民微博所做的调查也显示，55%的被调查者认为微公益从业者待遇并不低。很多网友留言表示，公益讲求的就是奉献，不该谈工资待遇，把献爱心与专职做公益混为一谈。 

　　据统计，中国社会组织就业的比重仅占整体就业比重的0.5%以下，而在美国第三部门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到非农就业人数的10%左右，其创造的GDP比重位居行业第二。在中国，专业化的公益慈善行业才刚刚被发掘。公益并不被认为是一个职业，而仅仅认为是奉献爱心的行为。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中国的公益组织第一是缺人才，有人才就会获得资源。不能让大家去喝西北风，尤其是不能让大学毕业生喝着西北风做公益。”

　　员工薪资过低、人力成本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公益行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障碍。王振耀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慈善的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整个慈善行业都会处在低水平重复状态。

　　《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总支出的10%。这10%的成本被称为“管理费”。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表示，10%客观上是指导性的。对于精细化项目，10%的管理费用就显得比较低，而对于大规模的、具有规模效应的项目费用就会高一些。

　　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说，对公益专业人士，必须给足工资，否则在两三年后他自己也将变成被救助的对象。公益慈善组织的人才，不是随便什么专业都能做的，更不是拿着低工资的“廉价”人才。他表示，从来不相信每月拿着3000元工资的人，可以领导好有着几亿人民币资产的公益组织。

　　公益专业化、可持续之路该怎么走？

　　政府、公众、资助方和公益组织共同打通“加薪”通道

　　企业家曹德旺捐赠扶贫基金会2亿元，要求6个月在西南五省发放给92150户受灾民众，管理费用3%，误差率1%，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扶贫基金会确实做到了。该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表示，实际上该项目的操作费用超出了600万元，项目执行之初，曹德旺考虑的仅仅是项目的直接费用，并没有考虑间接成本。

　　资助方不给足运作成本，对于资源较少的小型公益组织就是难题。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说，这样形成恶性循环，小型公益组织为了生存赔钱做项目。到最后做项目就像喝盐水，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形成了所谓的“盐水效应”。

　　日前，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2011年中国公益事业年度发展报告：走向现代慈善》报告中提出，要突破障碍，需要政府、公众、资助方和公益组织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打通“加薪”的通道。

　　王振耀认为，比较可行的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并规定较高的人员工资，推动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产品出现。

　　2011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发出通知，要求民政部门核准的社会组织，依法为形成劳动关系的专职人员按时办理参加社保及住房公积金手续，足额缴纳相关费用，并在今年对所登记的市级社会组织，全部核定编制一个合理的工资水平。

　　“公益是个产业链。”徐永光认为，处于公益产业链上游的是基金会。拥有募款资质与能力的基金会应该是一个公益平台，由其提供资金，让基层专业的社会团队、民办非企业去执行具体的公益项目。从2010年起，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始实施“银杏伙伴计划”，从薪水问题开始，解决公益人才培养难题，南都公益基金会给每位银杏伙伴每年10万元的生活保障金，并持续给够三年。

　　徐永光认为，公益组织要勇于向资助方讨价还价，用精确的计算证明人力成本的必要性，用专业的服务证明投在刀刃上的钱能事半功倍。

　　王振耀认为除了政府、公众和资助方的努力，公益组织自身也要尽快实现机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以赢得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