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村早期城市化的起点和特点

清代北方广泛流传着“山东一村，直隶一集”的谚语，反映的就是当时山东省的周村和直隶省(今河北省)的辛集(今为辛集市)，从原来普通居民点聚落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状况。

据明代嘉靖《青州府志》记载，直到明代中叶，周村还只有“居民三百家”，叫“周村店”，隶属长山县管辖。在人口一向稠密的山东内地，周村算不上大的聚落。山东大的聚落一般动辄几千家，如离周村较近的益都县郑母店村就有“居民两千家”，临朐县的坡丘村则多达“居民三千家”。但到清代康熙初年，周村已成为长山县市镇之首的“周村集”。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周村成为“天下之货聚焉”的“周村大集”。以致发展到后来，周村先是于1927年由长山县划出，直属山东省管辖，1955年又成为淄博市所辖周村区；而长山县则在1956年被撤销，其属地划归周村等区县。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作为行政权力中心设立的，行政管理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因素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而山东周村则是由普通村聚发展而来，其前身非府非县，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周村城市化的历史起点较低，另一方面是其早期城市化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动力也有自己倍受关注的特点。清嘉庆《长山县志》就收录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长山县知县金撰写的《周村义集记》，他在其中表达了对自己管控下的周村兴起的困惑：“长邑南十八里，为周村大镇，地不同夫水陆，而天下之货聚焉，……余心窃疑之，不知其何能尔。”

周村早期城市化有自己的特点和深层次原因。

二、周村城市兴起的动力

1.区位和交通条件优势

首先，周村具有交通条件优势。山东省的地形特点决定了由山东内地通往山东半岛的交通线必定是经过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向道路，历史上内地与山东半岛在地域上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此东西大道维系。由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早在殷商时期，沿着鲁中山地北麓就开辟了从中原通往山东半岛北部开发较早的渤海沿岸一带的东西大道；随着山东半岛南部黄海沿岸一带的渐次开发，东西大道南移至青州。明朝初年，东西大道走向为沿着鲁中山地北麓，绕过白云山的北侧，即从旧章丘县城，中经青阳店、浒山泊、邹平县城、礼参店和旧长山县城，一直向东。明代中期隆庆年间所修的《长山县志》“形胜”条记载：“青齐要道，无逾于此”。这就表明：在明代中期，周村还远在东西大道的南边，与之还相去甚远。到了清朝初年，经过白云山北侧的东西大道为经过白云山南侧的新线所取代。新线从章丘经王村(介于鲁中山地本体和北方的白云山之间)折向北到周村，再由此向东经张店、临淄到达青州。这条比旧线更为近捷的新线开辟，改变了周村在清代以前“地僻”的状况，使其成为沟通横贯山东东西大道和由鲁北经博山通向鲁中的南北干线两条交通线的交汇点。交通要冲的地位为周村兴起提供了外部动力。

其次，周村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也很明显。周村所处地理位置正好是山地与平原的结合部，即地处泰鲁山系北麓，是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处。泰沂山区的货物靠肩挑畜驮运出山区，到周村换为车辆运往平原各地；而北方平原运货的车辆，只能走到周村，货物必须换成畜驮或人挑，再运进山区。这样，周村就成为山东中部山区与平原地区物资交换的重要市场和枢纽。

2.周村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

王村和周村同为交通线上的重镇，但因其地处山峡地带，虽然位置比周村还要重要，但没有较大的经济腹地，故没有发展起来。周村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区域经济有一定发展，再加之区位和交通优势，就很快成长为长山县及鲁中的商业中心和区域农副产品集散地。

周村东南面对淄博盆地，即淄川、临淄、临朐、益都等县，这些县份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丝绸产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是当时全国桑蚕生产最发达地区，享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盛誉。西汉时期，临淄仍是全国著名丝织业中心之一。该地区植桑养蚕和丝织业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清初，周村周边的章丘、淄川、临朐、博山等地所产的桑茧、山茧和各种丝及丝制品，都以周村为销售市场。

乾隆《淄川县志》记载：“邑人近事槲，然茧不产于淄而织于淄，自食其力以佐农之穷。”道光《济南府志》记载：长山县“俗多务织作，善绩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特别是“城南近周村镇处，人多商贾。”淄川、长山等地有发达的丝织业，但织绸所用原料生丝都是从周村市场买来，织成丝绸后，再运到周村出售。

周村北面的齐东、高苑等县是重要的产棉区，当地棉织业发达，盛产土布。康熙《齐东县志》记载：齐东“俗俭民厚，勤于纺织，民皆抱布，以期准集市场，月凡五六至焉。交易而退，谓之布市，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民生衣食之原，商贾辐辏之势在是。”到齐东等县购买布匹的关东商客，也往往经过周村大量趸购转运，周村成为地区土布集散中心。

另外，淄博盆地其它土特产品也汇集周村，然后由此外销省城济南等地，淄博盆地大部分都成为周村的经济腹地。《淄川乡土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毡帽产于本境南乡龙口镇等处，以羊绒为之。羊绒本境所产无多，率皆购于周村，每年制造约有数万，运销他境。”

区域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周村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3.丝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鲁中农副产品集散地中心的形成，也大大促进了周村以丝织业为支柱的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周村已是山东丝织业中心。据《中国实业志》记载：“逊清初叶，周村丝绸备受各处之欢迎，销路日增，于是有雇人常年织造者”。随着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乾隆年间，周村丝织业有了较大发展。《淄川乡土志》记载：“蚕丝本境天然之大宗，每届春令，比户饲之，乡民一年之需，多半仰给于此。以饲蚕之盛衰，定年岁之丰歉。……蚕茧作成，本境虽能缫丝，而仍售于邻境周村商贾织造。每于夏季，丝市极盛。本境王村，间有织造者，名为王村茧缎，销丝不过百分之一，价昂而不精，尚待改良。”

由于周村的带动辐射作用，长山县及周边县份也大力发展丝织业。道光《济南府志》记载长山县“民风”时，有这样一段话：“长山俗多务织造，善绩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城南近周村镇处，人多商贾，而务农其本业也”。这就表明，丝织业已成为周村手工业的支柱产业，周村也成为山东内地重要丝织业中心。

周村手工业中占第二位的是棉织业。棉织业使用脚踏木机织布，棉布有大布、小布之分。很多方志文献中都有“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备”的记载。另外，周村其它手工业还有铜锡业、烧饼、榨油、酿酒、香末、腰腿带、针、梳篦、鞭炮、皮胶、染房、药材等行业。

这样，“周村数百年来，工以商兴，商以工盛，工商日趋发达，市面遂愈显繁荣”。以丝织业为支柱产业的手工业支撑了周村早期城市化进程。

4.当地众多官僚大族集聚拉动了消费需求

明清两代周村发迹的官僚大族很多，明代主要有：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曲迁乔，官至通政使；同年进士刘一相，曾任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刘一相之子刘鸿训，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代表明朝出使过朝鲜；同年进士史永安，官至兵部左侍郎，后赠兵部尚书；崇祯进士韩源，任礼科给事中，清初又任太仆寺官员。清朝初年主要有：任刑部尚书的李化熙，周村城南义官许进，周村新街的康熙朝状元王应统等。这些官僚大族的增多聚集，明显拉动了当地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商品消费量的增加。如明万历朝刘鸿训家，仅为沏茶用水，每天就要雇两个挑夫专门从30里外的白云山深处挑运山泉水。另外，桓台官僚王氏、焦桥官僚袁氏等，都在周村以西的白云山下建有别墅山庄，其日用消费品也要靠周村市场供应。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学者景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中曾提出一个很有眼光的论点：“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封建官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这些高消费阶层的存在对周村商品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5.重商社会环境的形成

周村城市的兴起，与当地大官僚李氏家族的重商、利商义举分不开。

嘉庆《长山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在长山县集市当中，只有县城东关和周村两处大集有经纪人在集市上评价交易，每年两集原解课程银14.58两，牙杂银6.2钱，牛驴锐银3两，“即系两处经纪照顾收交县库解兑。”每到集日，一些“吏胥不法之辈”和“奸棍市侩”便“借抽税为名，骚扰集场”。他们征收的市税，小部分上缴县库，大部税款贪污自肥，这就造成“市税银两，豪猾多就中取利，商困难”。对于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周村市场来说，当地不法官吏对市集商户的勒索损害了工商业户的利益，干扰正常的集市贸易，危及周村市场的兴起。

为繁荣家乡故里的工商业，辞官回籍的大官僚李化熙出钱代全体商户纳税，并把周村改为义集。这样，“俾豪棍敛迹，不得横行肆”，保护了当地商户的利益和正常经商环境，留住了外地客商，为周村城市兴起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直到嘉庆年间，当地人对此仍耳熟能详，“镇之设，已百有余年。自大司冠李公捐税招商，以愈盛，父老多有能道之者。”不惟如此，李化熙死后，“市侩之攫金者复出”，曾任两淮盐运使的李化熙之子李斯秉持其父重商之志，又为周村商户代缴三十年的市税款。同时，为根绝贪官胥吏对商户的勒索，李斯“爰以立市始末”，立碑勒石“永禁”，“为镇备税，世以为常”。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李斯逝后，其后人又“克承先志，于是镇补偏救弊，多方来柔，其规模之宏远，更驾乎前人者，则斯镇之兴隆，正未有艾也”。

这样，在清初一百多年间，周村工商业户享受免税待遇，周村事实上成为当时全国罕见的“经济特区”，这对于吸引各地客商和资本，繁荣当地工商业起到了重要作用。重商、利商的社会环境是周村城市兴起的重要助力。

当然，周村城市的兴起还有其它因素，诸如庙会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文化因素。

正是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周村才由明代的普通村聚迅速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乾隆年间，周村被“御赐”为“天下第一村”。嘉庆六年《长山县志》记载：嘉庆三年(1798年)有人描述当时周村的繁荣，“周村烟火鳞次，泉贝充，居人名为旱码头。码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琳宫宝刹，圜肆厂，咸依绕崖岸；而服贾牵牛负贩而过者，日不啻千计，实镇之要津也。”周村还有闻名全国的五行(丝行、粮行、钱行、布行、杂货行)、八作(丝绸、铜器、木器、浆麻、腿带、首饰、毡帽、剪锁)等，成为“百货丛积，商旅四达”的“巨镇”。清代中叶，外地、外省客商纷纷来周村设立商埠，如章丘旧军孟氏家族开设“八大祥”商号，山西与陕西商人开设汇兑票局、会馆，经营酒醋业，张家口皮货商李氏，江南客商经营的漆、水果和化妆品等消费品。

清代中期周村已跻身于当时全国著名工商业大城市之列。

另外，外地外省商户也云集周村。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时任长山县令的叶观海在《天后阁记》中记载：周村“商贾云集，各行货物皆出南省，凡采买运载，俱安然无恙”。在周村经商的各省商人认为这是海神天后护佑的结果。于是，一向被沿海居民和客商祭祀供奉的海神天后，也被移放到内地城市周村，并花费六千余金，修建富丽堂皇的天后宫，这笔款项“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以及绅士”。嘉庆《长山县志》记载：由于李斯代替全体商户纳税，在周村经商的“各省商贾立碑颂之”。

周村本地商人也远到长江流域经商。据生活于淄川的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五《义犬》中记载：“周村有贾某，贸易芜湖，获重资”。直到清末，周村与烟台、胶州和潍县并称为山东四大贸易中心。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王耀生 单位：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