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建筑师王澍在5月25日的“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上所言。

　　而在当天的颁奖媒体见面会上，王澍再次发难中国以拆迁为特色之一的城市化进程，并指出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一个需要修正的时候，一个复兴文化的时候。

　　多一些异类会更好

　　记者：为什么称自己为“业余建筑师”？

　　王澍：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所发展的方向是与设计具有现代化标志性的、非常有力量的大型建筑是不同的，与中国主流的设计方向也是不同的，我走的是更加接近底层、贴近普通民众的与中国人传统生活息息相关的、粗糙的一种探索，我是在不知名的大众行列中。所以，我称自己为业余建筑师。

　　记者：自从您获奖之后，除了有褒奖，也有争议和批判，甚至有些评论认为你是“异类”，对此你怎么看？

　　王澍：其实被称为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被称为异类已经2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被称为异类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当中有很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声音、意见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需要有多种的意见、更加开放的意见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多一些我这样的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对文化的自信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筑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记者：近几年我们的T3航站楼、鸟巢、央视新址等标志性建筑均由国外设计师设计，对于这一问题您怎么看？

　　王澍：实际上，中国是大国，吸收多元化的文化及技术手法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不应该是一种排他性的发展，这样的一些建筑使中国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消失了，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文化需要有足够的自信，要相信自己的独立价值，其应该是与这些建筑文化并存的。但是，如果这些建筑的建成是以北京大量传统文化的消失为代价，我是坚决反对的；如果能够并存，我觉得对中国成功发展是合适的。

　　记者：几十年来，你一直坚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去设计、去创作，走了一条非主流的道路，接手的大项目也较少。获奖之后，是否会有所改变，对于标志性的建筑或者甲方提出的很多与你的理念相左的要求时，是否会接受？

　　王澍：一般情况下，打造标志性的建筑甲方会有很多强势的要求，这样的项目我从来不会做。我的看法是过大尺度的建筑无法掌控。一般情况下我会把大的建筑消解成小的，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也是基本的哲学态度。如果甲方能够接受我这个方法与理念的话，我就来做，这是我的要求。而业余工作的方式不会变，这就是我的生活。另外，这个奖来了之后确实有很多人找到我，因此我也会稍微改变一下，原来每年只接一个项目，现在打算每年接2个，翻一倍。

　　拆迁拆掉的是文化

　　记者：你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怎么看？

　　王澍：中国的现代化社会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出去走走就发现我们上当了，以为全世界都像中国一样盖满了高楼，但外面并不是如此，这个现代化完全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过多地注重经济力量，很多老建筑的保护变成了旅游，变成了商业，大家已经忘记了传统建筑街区里的生活，似乎那些生活都没有价值，要变成商业、旅游才有价值。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力量可以解决的，它已经超出了经济的力量，必须是城市管理者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去思考。

　　而且，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拆掉原来的东西，将传统文化丢弃，将城市老区中的穷人送往郊区，而传统对于我们而言是老师，穷人也应该住在城里，如今我们已经把“老师”给杀了，只能去抄袭了。

　　此前杭州市政府曾委托我对中山路进行改造，我和政府说，如果此次改造要搞拆迁的话就不做，如果让我来做就不能搞拆迁，原住民是一个街区能够活下去的前提。

　　记者：另外，对于城市化你还有一个观点，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城市化，而是欧美郊区化，为什么有这一结论，又该如何发展？

　　王澍：关于城市化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在30年的发展中几乎没有搞清楚城市到底是什么，就开始在无准备的状态下进行过快的建设，导致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根本不能称之为城市，城市的感觉基本消失了，只是一大堆房子堆积起来的而已，有大量的问题被制造、生产出来，我们已经把城市的结构与肌理给破坏了。

　　现在，到了需要城市复兴的时代，需要审慎发展。

　　记者：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怎么走？你一直在关注乡村文化，关注乡村发展，乡村文化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是什么？

　　王澍：现在，举国都在提城市化，也认为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50%仍不够，最好能达到欧洲的标准，达到70%，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50%的标准就可以了。

　　而中国更加生态的或者更加平民化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大量存在于乡村，乡村发展是现在更加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城乡能够平衡发展或者将乡村建设好，是对中国城市化最大的贡献。所以这两年，我的注意力也在转移，转移到乡村建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