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数据印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在《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发布会上说：“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城市化速度极快，超过了其他国家。”1980年，中国只有51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共有185个中国城市跨过50万人口门槛。若以城市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7.9%；2009年底，城市化率达到46.6%；2010年，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9.68%；至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城市化率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半城市化则指农民入城却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只实现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中低端就业市场的对接，而未完成包括就业、福利、教育在内的全部衔接。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乡村。

　　从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用30年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城市化进程，而以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率则要低得多。据《21世纪报道》披露，根据2010年的数据，200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34.8%，户籍人口城市化率25%。十年时间，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达到4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增加1个百分点，只有26%。重庆直辖以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1%提高到5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9.5%提高到29%，二者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可能虚增了20%的比例，这20%潜藏着无数被认为是城市居民的半城市化边缘人群。

　　2010年，南都传播研究院联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两位教授的研究团队经过深入考察，发表《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报告》。从2009年做的调查来看，53%农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离开农村，从这个群体来看，他要求获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别强烈。黄亚生教授认为，原因是多年希望落空，使农民工放弃了获得城市户籍的期望。从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

　　落后的户籍制度是羁绊中国城市化的绊马索，不仅绊住了中国的生产效率，还浪费了资源，抑制了本应随城市化而来的消费。

　　中国城市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长足进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掠夺性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因为“掠夺性红利”，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业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已回到乡村定居，所谓的城市化立马还原为乡村中的城市，他们在经济压力下，不可能成为社会消费主力军，所谓建立中产收入阶层扩大消费、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从2000年后我国家庭消费占GDP比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没有显著提高，有时还略有下降，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成比例。目前，中国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每年有千万农村居民需要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用工荒，这只能解释为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打工的最后一点红利空间被剥夺，无法覆盖他们养家活口的费用，因此，他们宁愿在家乡寻找机会以降低成本，失去了转移到沿海制造企业的内在动力。

　　由此产生的连带负面影响是，城市管理者以及农民工本身，不愿意过多投资于技术培训等方面，因为培训费用很可能成为沉没成本，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劳动力效率近几年持续低迷，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有实质提升。

　　另一个负面影响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城市为常住人口配套建立的全部设施常常闲置，而进城者不得不在城市租房或者购房外，在农村保留宅基地、新建住房，使资源贫瘠之地更加不堪重负。2011年6月28日，《中国国土资源报》刊登文章，指出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资料预计，今后20年，全国每年将有12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按照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用地153平方米计算，每年将新增闲置农村宅基地276万亩。据统计，目前我国2亿亩农村宅基地10%~20%是闲置的，部分地区闲置率甚至高达30%。

　　一方面消费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费；一方面资源不足，一方面浪费严重——户籍制度减轻管理的些微作用，难抵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半城市化使中国制造、中国内需难有起色，已经影响到了中国转型的根本。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要求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抗争行列，越来越多的民工朋友的二代成为漂浮在城市的无根一族。有位社会学家曾展示了几张图片，大城市中心的青年打扮时髦，却一脸茫然，这位社会学家问，你知道，有多少二代子弟堕入歧途吗？这大概是管理者预料之外的另一项昂贵成本。

　　成立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农地流转制度等改革已在进行，但关键性的户籍改革步伐过慢，已是中国社会心腹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