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5月8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5月1日清晨5点，宝山罗泾镇海星村的一间出租屋内，冯修健正准备出门上班，他6岁的儿子小勇躺在床上对他挥挥小手，说了声：“爸爸，拜拜！ ”冯修健捏了一下儿子的小脸，推门离开，此刻他并不知道，这是小勇最后一次向他道别。大约6小时后，他接到妻子电话，听筒里传来声嘶力竭的哭声，家里着火了，小勇没了。昨天下午3点，在罗泾镇一间旅馆里，冯修健夫妇坐在床上发呆，手里捏着几张照片，上面是小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笑容。

　　和无数打工者家庭一样，家中年幼顽皮的孩子一直是冯修健最大的快乐和烦恼。因为几乎年中无休，每到寒暑假、节假日，就为孩子无人照看犯愁，为了不让孩子乱跑，他们把小勇反锁在家里，不料仅仅半小时就发生意外。而这些随父母来上海生活的孩子被称为“移动儿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大约有47万这样的“移动儿童”，由于缺乏照看，与他们有关的伤害事件每年频频发生。眼看今年暑假又将至，“移动儿童”将如何度过这个假期呢？

　　两把门锁锁住幼童逃生路

　　罗泾镇海星村位于宝山区北片，是靠近上海外沿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 5月1日，一场火灾让海星村进入人们的视线。那场火并不大，很快被扑灭，只有一间矮房被烧毁，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6岁的男孩没能从屋子里逃出，他被父母用两把锁关在屋里，被救出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回到现场，现场已恢复平静，如果不是坍塌的屋顶和门外消防部门张贴的封条，很难察觉这里曾发生过悲剧。绕到这间沿街小屋的背后，屋子主人留下的物件还保持着事发时的状态，一辆三轮小车上还留着两天前的盒饭，但如今却已是物是人非。

　　“这里不能住人了，他们搬到附近一家旅店去了。 ”阮德余就住在失火人家的隔壁，失火那天他刚好不在家，这也让他至今非常难过，他告诉记者，如果失火时他在，可能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阮先生告诉记者，隔壁家住着一户重庆夫妇，带着一个6岁小男孩，当天上午10点左右隔壁女主人外出卖盒饭，就用两把锁把孩子反锁在家里，不到半小时就发生了火灾。事发时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附近的邻居大多不在家，等有人发现起火时，火势已经无法控制，更要命的是，直到消防队员从火场抱出孩子，人们才知道屋子里有孩子。 “我要是当时在，肯定会让大家第一时间撬锁救人，别说两把锁，十把锁也撬开了。 ”阮先生说，只有他们这些住在附近的邻居才知道屋里很可能有孩子，可惜当时他们都不在场。

　　说起在火灾中丧生的孩子，阮先生很痛心，他不知道孩子叫什么，但经常看见他在院子里玩耍，很可爱的。阮先生说，这几天老是会想起他，看着空荡荡的院子，觉得心里堵得慌。

　　只因怕孩子跑出去出事

　　通过房东，记者找到这对夫妇的暂住地，位于罗泾镇的一家小旅店。推开房门，一对面容憔悴的中年夫妻坐在床上，双眼直直地盯着电视发呆，桌上放着一份没有动过的盒饭。男主人叫冯修健，这两天都没有去上班，和爱人一边等着火灾原因的调查结果，一边帮儿子准备后事。 “我的儿子叫小勇，才6岁……”才说到第二句，冯修健已经无法继续，嘴唇颤抖着，不停吸着烟，他的妻子则躺在床上呜咽着，却已经哭不出眼泪。

　　冯修健告诉记者，小勇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带在身边，希望他在上海受到好一些的教育。来上海打工9年，他们没有存下多少积蓄，小勇就是他们全部的心血和希望，如今大火不仅让他们一贫如洗，更夺走了他们的心头肉。 “因为太爱他了，才把他锁在屋里。 ”冯修健的妻子告诉记者，他们所住的屋子前面就是一条马路，小勇特别顽皮，怕孩子跑出去出事，每次去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家里。丈夫在附近工厂打工，她中午外出卖些盒饭贴补家用，也就最多离开1个小时，没想到走开仅半小时就接到了邻居的电话，说家里烧起来了。

　　小勇在附近一家幼儿园上学，事发后，老师们送来4000元捐款，还把学费给退了回来，这让冯修健夫妇非常感动，但巨大的丧子之痛依然折磨着他们。每天早上冯修健去上班前，小勇都会和他说“爸爸，拜拜！ ”小勇的妈妈说，现在只要一闭眼，就能看见儿子在她身边跳来跳去的样子，睁开眼睛就是撕心裂肺的痛，这两天她没有吃一口饭，没有睡一分钟。

　　搜遍整个火场，冯修健只拿出一小塑料袋的私人物品，9年的积蓄化为乌有，但令他稍感欣慰的是从废墟中找到几张小勇的照片。这两天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望着儿子的照片发呆，冯修健甚至觉得自己处在一场噩梦中，只希望能够醒来，照片里的小勇会扑上来喊：“爸爸抱！ ”

　　记者调查

　　反锁曾致儿童五楼坠亡

　　采访中，小勇父母流露出深深的无奈，他们工作很辛苦，几乎全年无休，孩子在寒暑假、节假日无人照看，只能锁在家里。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上海不少外来打工者，相比城市家庭，他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更少，而家中老人都在老家无法帮忙照看，同样的悲剧曾不止一次发生。

　　安徽滁州人徐江川，今年42岁。五年前，他带着全家到上海卖菜，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能闯出一片天，竟付出了不能承受的代价，他“留守”在家5岁多的小儿子，因为想要爬窗出去和同伴玩耍，不幸一脚踏空，从5楼坠亡。据徐江川介绍，事发在两年之前，那时家中老人生病住院，经济压力特别大，原本留在家中看家的妻子，也出门帮他卖菜，家中只留下10岁的大女儿和5岁多的小儿子。徐江川为了“保险”，每天出门前，都反锁上房门。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个月，小儿子就耐不住寂寞，为了和小区的同伴玩耍，冒险从5楼窗口爬出去，因为脚下打滑，从高空坠落，直接摔到小区绿化带内。尽管事发后，孩子被及时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但孩子因头部着地，最终伤势过重身亡。

　　虽然事发已经两年多了，但此次悲剧对徐江川一家人的影响没有消除。

　　徐江川告诉记者，对于儿子的逝去，妻子十分内疚，认为悲剧是自己疏忽造成的，两年来几乎没有笑容。因为亲眼看见弟弟的逝去，大女儿患上了忧郁症，与人交流也出现了障碍。

　　高速公路成儿童游乐场

　　每年暑期，G2京沪高速的交警就会为一件麻烦事发愁：孩子们放假了。由于地处郊区，高速公路周围有不少工厂，周边村庄是不少工人的暂住地，每年6月中旬以后，不少工人会把孩子接到上海来过暑假，在一夜之间，这些平时冷冷清清的村子就成了孩子的天下。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找不到人来看孩子，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就在附近玩耍，在他们看来，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显然是一个玩乐的好去处。记者从高速交警部门获悉，每年暑期，高速公路两边的孩子令人胆战心惊，就怕他们从匝道进入高速公路车道，民警在巡逻中必须经常注意是否有儿童在高速公路边嬉戏，开始还能把他们吓走，但时间一长孩子们看到“警察叔叔”也不怎么害怕了，看到警车就嘻嘻哈哈跑开，警车开走又回到原地玩耍。

　　除了安全隐患，孩子们还经常搞一些恶作剧，他们带着一些工具沿着高速公路游荡，时不时卸下一些螺帽等小零件拿去卖钱。高速公路养护部门开始还觉得奇怪，怎么每到暑期总会发现有些并不值钱的道路设施小零件丢失，直到民警找到正在恶作剧的“小坏蛋”，从他身上找到一堆螺帽，一问居然是准备回去换几根冷饮吃，管理人员哭笑不得，最后只能教育几句送他回去。

　　“丢几个螺帽问题不大，以后换成专用工具才能拆卸的螺帽就可以了，但我们最怕孩子们跑到高速公路上去玩。 ”交警告诉记者，因为曾经发生过孩子上高速公路嬉戏被车撞倒身亡的事故，这不仅对孩子，对驾驶员的安全也构成严重的威胁。高速公路周边一般都有工厂和村庄，每年6月到8月就是这种情况的高发期，不仅在G2高速，在其他高速也非常普遍。

　　更让民警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大多生长的农村，从未经历过上海如此复杂的交通环境，他们的自我保护和安全意识很欠缺，但孩子的家长又确实无暇看管他们，交警目前也没有太好办法，只能加强巡逻发现有安全隐患立即排除。

　　父母心声

　　盼望“假期托儿班”

　　“孩子已经去了两年，情况没多大变化。 ”更让徐江川担心的是，外来务工者“留守”子女的处境仍没有多大变化。坠楼孩子家长徐江川说，在他所认识的劳务工人群中，每到节假日、寒暑假，孩子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由于找不到“托儿班”，外来务工者一般只有两个选择，让儿女“留守”家中，或带着儿女上班。

　　昨天下午，记者走访了外来务工者较为集中的农贸市场和货运场，发现尽管工作繁忙，但儿女却成了众多外来务工者的“烦心事”。记者在宝杨路一家货运堆场亲眼所见，在众多集卡车的缝隙中，一群幼童正在玩耍。经询问，他们是集卡车司机的儿女，唯一的活动区域就是满是集装箱的货运堆场。

　　而在闸北区柳营路附近一处菜场内，外来务工者子女同样只能“玩”在菜场内。来自福建泉州的菜贩李敏卖的是半成品菜，在不到8平方米的摊位内还挤着她两个孩子，一张1米长的木板成了李敏儿子写作业的课桌，也是她小女儿玩玩具的地方，尽管小心翼翼照顾孩子，但最近李敏的女儿还是在菜场内被邻近摊位养的狗咬了。 “没办法，丈夫比我更忙。”李敏告诉记者，为了能多赚点钱，丈夫买了辆车，除了给自家摊位进货，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运输，根本腾不出手来照顾孩子。帮孩子找个 “假期托儿班”，成了众多外来务工者共同的心愿。

　　专职保姆麻烦也不少

　　在江桥附近讨生活的孙先生夫妻则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这对小夫妻来自山东莱芜，30岁不到的他们去年年底刚刚有了孩子，为了能更好照顾孩子，在工厂车间做技术工作的孙先生让妻子辞去美容院理发师的工作，专心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但孩子的开销很大，仅靠孙先生一人，全家经济压力很大。所幸孙先生就职的公司有不少同龄人，近期也有不少“新生儿”，在孙先生努力下，他的妻子成了专业保姆，照顾5名“留守”儿童。 “收费不贵，麻烦却不少。 ”孙先生说，每一个“新生”收取一个月800元的补贴费，这样一来，妻子在家中每个月也能增加3200元收入。起先，专业保姆的生意不错，妻子既照顾了自己孩子，又赚取了补贴，孩子们玩在一起，也增加了不少乐趣。可几周后，孩子们在嬉闹中，一名孩子磕伤手臂，虽然伤情不严重，孙先生夫妻却很难面对孩子的父母。接下来，孙先生的妻子特别重视对这名孩子的看护，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孩子。 “厚此薄彼”又引发了麻烦，其他几名孩子的父母也起了怨言。结果，专业保姆不到两个月就“下岗”。

　　孩子愿望

　　“最好能找几个好朋友”

　　“每天电动车上的两段路，可以看许多 风景，也是一天最放松的时间。”老家在安徽滁州，今年12岁的小女孩吴佳随父母到上海已经7年，由于父母开了一家裁缝店，吴佳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小裁缝”。可是，在学校有着不错人缘的吴佳，下课后却有着自己的烦恼，因为父母工作实在太忙，她的活动区域很狭窄。 “周边居民很多，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眼见裁缝店地处居住人群密集的真如地区，记者随口向吴佳发问。

　　“从去年五一节小萍回老家后，除了学校的同学，我就没有朋友了。 ”但小女孩吴佳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她说，现在马路上车多人多，为了怕遇到意外，父亲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接送自己，这也是自己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回家后，父母都要忙生意，每天做完功课后，她最多只能在家看看电视，或是用电脑上上网。

　　小萍，就是隔离餐饮小店店主的女儿，两家人属于“邻居”，两个小朋友平时活动的地点也只有三个，除了裁缝店、餐饮店，就是小萍父母借租的小屋，距离两家小店距离大约在300米左右。

　　在吴佳的记忆中，上海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长风公园和外滩。那次，是老家的叔叔婶婶到上海“度蜜月”，吴佳父亲才安排妻子“轮班”，陪着他们玩一天。 “那次走了好远，玩公园、吃快餐，整整玩了一个下午。”说到这些，小女孩吴佳还咧着嘴笑了。

　　问起最近的“心愿”，吴佳面露难色，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记者出门，小女孩才低声说：“爸爸妈妈要工作，我不能烦他们，但能找几个朋友最好。 ”

　　志愿者行动

　　给申城“移动儿童”快乐假期

　　每年假期，有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伤害意外的新闻就会频频见诸报端，市民刘永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遇到的教育难、看护难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大部分关注仅停留在思想上，鲜有人会将关注转化为行动。刘永龙就是少数践行者之一，他是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热爱家园志愿者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义务开设免费教育班，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有机会接受更好的看护和教育。

　　刘永龙告诉记者，这些在城市长大但又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孩子，被称为“移动儿童”，就是随着打工的父母到处漂泊的儿童群体，根据民间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上海“流动儿童”的数量大概在47万人左右。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较大，他们很难接受稳定优质的教育，也注定他们在节假日无人看管，志愿者团队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努力，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公益教育看护平台，让他们的父母安心工作，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项名为“太阳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项目”从2004年就开始启动，三年前专门设立暑托班，每天由志愿者免费给孩子们上课。刘永龙说，目前这类公益组织的活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小范围的长期固定时间的“托儿班”；另一种是不定期举行的大型活动。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比较稳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为孩子提供服务，但缺点受到场地、人力等条件的限制，参加的孩子数量不多；后者可以让尽量多的小朋友参加活动，但地点和时间不能固定，起不到持续教育和稳定看护的作用。刘永龙的社工组织选择了前一种方式，有大学生、白领等组成的志愿者给10多名孩子开设英语、德育、艺术等方面的教育，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除了“暑期班”，节假日也有看护服务。但这一小小“托儿班”辐射的区域实在太小，在47万“移动儿童”群体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沧海一粟。

　　“现在上海和我们做同样工作的约有10多家志愿者团体，总量偏小，不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明显不足。 ”刘永龙说，希望社会各界关注这一问题，调动社会资源对这些公益活动投入一定支持，作为“移动儿童”的家长而言，也应当提高自身意识，多方共同努力，避免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