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悖论：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出清，然而经济增长却又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导致的工资滞涨和内需不足而难以启动。

　　少用财政补贴的方法来刺激内需，因为由此导致的暂时性需求增长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财政补贴带来的需求增长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仅如此，财政补贴的增加势必要以税收提高为代价，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们投资社会产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形成率，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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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以及“内需匮乏”等三个方面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究竟在哪里，然后再去研判宏观管理层面对这些瓶颈所采取的应对方法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主要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以及“内需匮乏”等三个方面，然而当管理层采取不当的干预政策时，我们不仅不能有效地突破这些瓶颈的制约，反而人为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速。

　　政府应该采取的是补贴农民进城的政策。二元经济结构会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而农业落后又会造成乡村的贫困。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城市工业的结构升级造成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在减少，不断增加的对于农民与农村的财政补贴，又大大减少了农民出外打工的意愿。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口仍然高达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造成的农村生产率的下降和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来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定不移地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当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时候，政府应该采取的是补贴农民进城的政策，这种补贴可以是对进城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也可以是向进城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等，决不可采取反向的补贴政策来固化中国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现代的农业部门通常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工业则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因此，补贴农民进城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而补贴农民工返乡则会降低全社会的生产率。

　　由人力资源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如果说二元经济结构属于存量瓶颈，那么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则属于经济发展动态演进的瓶颈。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制约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告诉我们，中国需要一个较低技术水平的经济结构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更多的不具有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人力资源供给不足这一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任何结构调整的政策是无法在禀赋约束之下产生效应的。更何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而是企业的内生性行为。政府所要做的是投资教育，改变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禀赋约束，以便为企业内生性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的支持。

　　由内需不足带来的增长瓶颈。内需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性制约因素。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取决于该国居民的恒久性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恒久性收入通常由两部分收入构成：劳动所得（工资）和资产所得（租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以工资为主。但是，由于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这两个制约中国工资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分别是：二元经济结构和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意味着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不仅收入水平低（报酬递减所致），而且还因为可以自己提供食物而具有自给自足的消费倾向。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拥有大量的存量失业人口。从长期来看，巨大规模的存量失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从短期来看，由于存量失业人口会压制工资上涨，从而会造成内需不足。于是，在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化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个悖论：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出清，然而经济增长却又因为大量剩余劳动导致的工资滞涨和内需不足而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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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增长就是要在挤压资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的减速。换句话说，稳增长就是要防止经济由通胀滑向“滞涨”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利用外部市场来突破这个增长瓶颈。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采取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经济起飞阶段的这个两难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所采取的各种各样利用外部市场的做法是多么必要和正确。其实，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想借助于对外贸易来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瓶颈、实现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国家多得很。

　　所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历史性机遇并非只属于中国，只要我们稍有不慎，这种历史性的机遇转瞬即逝。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来审视刺激内需的政策。比如，用财政补贴的方法来刺激内需是不可行的，因为由此导致的暂时性需求增长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财政补贴带来的需求增长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仅如此，财政补贴的增加势必要以税收提高为代价，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们投资社会产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形成率，从而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再如，由政府动员加工资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工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存量失业的消失。否则，任何强行增加全社会名义工资的做法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与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从事产品与结构转型的企业是少数，因为，我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大部分企业将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高而选择退出，而这又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年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稳增长”的战略性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才能达到稳增长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稳增长就是要在挤压资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防止经济增长的减速。换句话说，稳增长就是要防止经济由通胀滑向“滞涨”。

　　（■ 华 民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