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打车！”4月18日晚，肖宇和几个同事在北京国贸站地铁口拦车，但半小时无人理会，拨打叫车电话也一直忙音，奇怪的是，接连几辆亮着“空车”牌的出租车都在瓢泼大雨中激起一路水花，飞驰而去。

　　5米外，同样被滞留在地铁口的数百人集体目睹了这一幕，人们愤怒了，有人扔出了易拉罐，大声地骂着脏话，有人开始打电话投诉拒载，有人直接走出来站在路中央……

　　对于这一切，坐在出租车里的的哥顾师傅毫不在意，他正在跟搭档老陈通电话，商量着是否要跑晚班。

　　每天早8点和晚7点，是顾师傅与老陈交班的时间——这也是上下班高峰时间段。交班时间是顾师傅定下的，理由很简单：“高峰时间经常堵车，一堵就赔钱，还不如用来交班和休息。”

　　顾师傅的选择并非特例。“一半以上的司机都猫着呢，尤其是下雨天，大家都收工了，万一在路上堵了、熄火了，3天赚的都赔进去。”

　　的哥赚不到钱，只好罢工要求提价；为保障公共利益，政府也不免被“胁迫”；乘客拦不到车，还得为屡次涨价买单。但还有一个赢家，这就是出租车公司。在北京，“三输一赢”，是出租车行业里的畸形现实。企业垄断，出租车数量始终放不开，在许多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悲观的、无法改变的死局。

    的哥：赔的算自己，赚的归公司

　　北京的哥（单班）的“份子钱”为每月5157元，并且承担交通违规、车辆修理和保养等各种风险费用，加上油钱成本，“一个月出去的钱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睁眼就欠着300元钱了，拉够了300元钱的活，才能保本儿，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高峰时段：走一次赔一天

　　晚高峰是最可怕的，“每天都是一场战争。”肖宇很诧异，“白天出租车也不少，怎么高峰时间段都消失了？”

　　就在距离肖宇300米外的国贸商城区内，30余辆出租车首尾相接，停靠在路边，司机师傅们扎堆围在一起抽烟聊天，遇上前来打车的，司机头也不回，“只去通州和大兴，100块以内的活儿不拉。”

　　这只是北京数百个聚集点之一，在京顺路、马甸、六里桥等地段，亮着“空车”牌子的出租车在加油站边排成了长龙，的哥们在车里打着盹儿，用顾师傅的话来说，这叫“歇点儿”。“高峰时期谁敢往城里走，走一次赔一天。”

　　“高峰必堵，堵车必赔。”顾师傅背出这笔烂熟于心的账，“车速低于15公里按时间计费，每5分钟按1公里算，每2分30秒计费一次，算下来，堵1个小时才20多块钱，可是堵1个小时我的油钱多少？”

　　顾师傅算了一笔账，开“单班”的师傅，每个月他要上交给公司的“份子钱”为5157元，并且承担交通违规、车辆修理和保养等各种风险费用，加上油钱成本，“一个月出去的钱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睁眼就欠着300元钱了，拉够了300元钱的活，才能保本儿，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顾师傅跑的是“双班”，两人“合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较“单班”短，因此，“双班”的“份子钱”总共为8280元。

　　为了保证收入，的哥们不敢在高峰期出车，又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人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因为休息一天就亏损一天。普遍一天干12个小时以上，个别拼命的干到15个小时以上。”顾师傅说，“所有的哥都在疲劳驾驶，拿命换钱，每天开到最后基本连红绿灯都看不懂了，彻底僵住了。”因此，对于的哥们来说，“赔钱风险大”的上下班高峰期是最佳休息时间。

　　“利润薄，工作时间长，安全隐患多，很多市区老司机都不干了，现在都是郊区新的哥。”开了9年出租车的顾师傅回忆说，2000年，北京出租车户籍限制放开，“原来必须是北京市城镇户口，现在只要求是北京市户口，所以郊区农民都来当的哥了。”

　　据北京最大的出租车公司——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建”）有关人士介绍，“2006年前，我们公司市区司机与农村司机的比例大概是2:3，现在基本都是农村司机。”

　　京郊的哥的生活要轻松多了，“大多家里都有产有地，或者有大笔的房屋拆迁款，干起活来不用很拼。”新的哥林师傅说。

　　即使如此，林师傅也打算转行，虽然他刚刚干了3个月而已。“如果不干到10小时以上是挣不了钱的，我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他看来，“当的哥就是帮公司赚钱，累得要命，落不下自己的。”

    油价上涨的补贴去哪儿了

　　林师傅发现，最近“躲猫猫”的出租车越来越多了。“主要是油价又上调了，压力太大，补贴又拿不到手，在高峰期跑车赔钱的风险更大了。”

　　3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年内第二次调整成品油价格，93号汽油零售价首次破“8”，达到8.33元/升，创下自2009年起实施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油价上涨无疑是灭顶之灾，本已狭小的获利空间被再次压缩。“油价上涨收入就必然下降。”顾师傅开的是“双班”，出租车24小时不停，顾师傅和搭档各工作12小时，他的收入在随着油价的频繁上涨而一次次降低。林师傅开的是“单班”，他决定把工作时间延长两个小时，以保证收入稳定。

　　每次从出租车运价调整提出到最终确立这段时间，国家都会给予出租车司机一定额度的补贴，但这笔钱“总是耳闻，很难拿到手”。

　　以最近一次为例，3月20日油价上涨当天，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就表态说，“出租车将获补贴300元/月，按年度兑现，直接给予司机，并在今年4月底前，兑现上一年全年的价格调整幅度。”

　　3月21日，财政部表示，“已预拨674亿元油价补贴给渔业、林业、城市公交、农村客运、出租车等行业，下一步将继续加大预拨力度，同时积极做好上年补贴资金的清算收尾工作。”

　　但隶属于银建的林师傅发现，在最新发放的工资单上只多了120元，公司的说法是，“燃油附加费也涨了，补贴就剩120元了。”林师傅抱怨说，“补贴从来都没有拿全过。”

　　林师傅已算幸运，顾师傅所在的小公司——北京市振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压根不提这事儿。”顾师傅问了很多同行，“目前还没有听到谁拿到这300元钱的。”除几家大公司在例会上表示“年底再算”之外，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都没有给予任何解释。

　　“油价上涨对公司来说是好事，‘份子钱’一分不少，政府发放的补贴公司还能扣点。”周毅（化名）在一家大型出租车公司任分公司经理一职，按照他的解释，“燃油附加费涨了，司机也不亏。”

　　那么，燃油附加费的上调是否有效呢？“意义不大。”顾师傅算了一笔账，“每升涨0.48元，按平均一天加20升油计算，每天的成本增加9.6元，也就是说，每天拉10个10元以上的活儿才能补齐。”（此前，单程超过10元钱，加收2元燃油附加费，今年3月31日上调后改为3元。）

    企业强势是谁造成的

　　复杂的利益格局呈现出“三输一赢”的态势——的哥受压制，政府受胁迫，乘客无辜买单，公司坐享其成。

　　“地主老财”坐地收钱

　　在银建北京丰台区洪泰庄基地门口，一面大屏风墙上写着：“让勤劳者更富有。”

　　每每看到，林师傅都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的哥勤劳，富有了吗？富有的是公司，他们勤劳吗？”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的林师傅赶回公司交“份子钱”，看到经理正泡着茶，拿“老头乐”捶腿。

　　论及富有，出租车公司的收入着实惊人。仅算“份子钱”，“单班车每月5175元，双班车每月8280元，一个管理300辆车的分公司光每月‘份子钱’就能收上200多万元。”在一家大型出租车公司担任分公司经理的周毅说，“很多大公司拥有出租车几千上万辆，分公司三四十家，一个月收入多少？”

　　这笔数目庞大的进账旱涝保收，只多不少。“出租车公司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它只管每月向司机收固定的‘份子钱’，不用承担油费、维修、保养、事故等负担，而且‘份子钱’只会涨不会跌，简直是坐着数钱的买卖。”张国庆上世纪80年代进入出租车行业，曾在首汽、北汽两家国有出租车公司任职管理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出租车公司是“地主老财”。

　　与高收入相比，出租车公司的成本却极其低廉。“一辆出租车进价7万，运营5年报废更换，旧车以2万的价格卖到外地去，一年折旧费1万。”周毅说。

　　场地费用也并不贵。“出租车公司多在郊区，而且车辆大多都在各处跑，并不集中在公司，所需场地并不大。”张国庆介绍说，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成本更是小于其他行业，“300辆车的分公司只需管理人员4名，上千辆的公司才需设立专门的大厅负责出纳和服务。”

　　据张国庆估算，在5175元的“份子钱”中，除去公司的运营成本和为司机缴纳“三险一金”的费用，“纯利润就高达近3000元。”

　　不仅如此，在大公司的管理制度下，“份子钱”还要“上收”——“就是你还没干活呢，先交‘份子钱’，这样公司才能把的哥管得更牢靠，资金周转也更方便。”周毅透露说，为减少公司的成本投入和风险，有很多小公司还要求的哥提前预付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份子钱”，“主要用来买车，减少公司投入。”

　　赚钱的渠道还有很多。在银建基地的保养房前，30余辆车排队等候。“我们也不想来公司保养，又远又贵，限定时间，还要排队。但这是强制结算的，没办法。”林师傅一路从朝阳区开到丰台区，油钱成本近50元，误工时间近4个小时。

　　“驾驶员与公司是租赁关系，车是公司的，驾驶员必须听公司安排。”周毅大概估算了一下，“300辆车就能养一个清洗房，一年赚50万左右；一个保养房，一年赚几百万；一个修理房，一年赚上千万。”

　　即使如此，出租车公司对“份子钱”的要求也始终没有降低。多年前，“份子钱”就被出租车司机们视为“剥削利器”，但往往以降低“份子钱”为诉求的罢工却难获成效。“公司势力很强的，直接开除几个挑头的，再派几个打手镇压一下，一般就不了了之了。”张国庆说。

　　与公司博弈屡遭失败之后，的哥们决定转而向政府施压，以增加补贴和提高运价为由的罢工愈演愈烈。“出租车司机是用公众利益要挟政府，政府往往身处被动，为息事宁人而步步妥协。”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说。

　　据统计，从1996年6月始于北京的首次罢运算起，直至2011年底，全国共发生了数百起出租车罢运事件，北京、上海、杭州、重庆、三亚、湖北、甘肃……“几乎全覆盖，遍地开花。”由晨立感叹。

　　由此，复杂的利益局呈现出“三输一赢”的态势——的哥受压制，政府受胁迫，乘客无辜买单，公司坐享其成。

    129号文件“使司机沦为被剥削者”

　　出租车公司为何成为唯一的赢家？

　　“是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位曾在全国多个城市参与制定出租车政策的业内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现今，“出租车公司不仅可以直接控制运营司机，还可以通过大集团的联合操控出租车协会，甚至，当联合力量足够强大时，政府的调控地位也逐渐陷入被动，必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听大公司的意见。”

　　以北京为例，1990年，北京市出租车公司不足300家，运营车辆不足1.5万辆。1992年，为大力发展出租车行业，北京市推出了“符合条件就批，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发展方针，并提供“放宽信贷管制、企业可享受税前提留、降低养路费、放松车型限制”等多项优惠政策，出租车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截至1993年5月底，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增长到1085家，出租车运营数量达到5.6万辆。

　　问题随之而来——“面的”剧增，“蝗虫”乱跑，公司间恶性竞争不断。1994年4月，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发文表示，“当年不再审批新的出租汽车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1996年，彻底改变出租车司机命运的129号文件（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下发《关于加强企业营运任务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根据文件规定，公司与出租车司机必须签订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并且月承包金额的形式和数额被明确下来——这也是“份子钱”最早的雏形。

　　在的哥董昕看来，129号文件“确立了出租车企业的特权地位，使出租车司机从主人翁沦落为被剥削者”。

　　1993年，董昕加入北京通县检察院三产注册出租车公司（现通州天运出租汽车公司的前身）。其时，该企业为集体所有制公司，集资人通过购车的形式获得一定年限的出租车经营权，“13万元一辆夏利，经营权普遍为6~8年，每月给公司缴纳1400元钱，这包括场地、税收、管理等全部费用。”

　　但129号文件的出台使董昕发现，“一夜之间，我们的出资就没有意义了，车和经营权都归公司，我们还要每月给公司交3000多块钱。”

　　从此，出租车行业兴起了包括暴力形式在内的疯狂“收车潮”，“企业就像土匪一样，雇用打手，强行把司机拉下车，收回车和经营牌照。”董昕回忆说。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算了一笔账，以5年承包合同为例，将预付购车款、风险抵押金、承包金等累计计算，在129号文件之后，每位司机向企业的利润转移达到了10万元，根据当时北京市出租车总量5.6万辆计算，司机向企业转移的总收益高达57亿元。

    10家公司占市场份额69.3%

　　数量管制导致出租车经营牌照成为稀缺资源，同时，承包合同书的出现使出租车企业享有了一本万利、坐等利润的“皇帝宝座”。

　　为争取利益最大化，1996年起，“兼并潮”席卷而来，据业内资深人士介绍，北京北方创业出租车有限公司（下称“北方创业”）曾在两年间吞进50余家小公司，出租车数量从40余辆增加到3000辆。北京新月联合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新月”）在1992年时仅有25辆车，1999年末就猛增到1000辆；2000年，新月吞并100多家公司；2004年，新月拥有出租车7000多辆。

　　同时，银建、北京金建出租车公司（下称“金建”）、北京北汽九龙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九龙”）、北京渔阳联合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渔阳”）等民营出租车公司也迅速通过疯狂兼并成长起来，成为不可撼动的行业大佬。

　　2000年6月，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又下发了《关于整顿本市出租车行业和企业的通知》的文件，明确提出将“出租车企业控制在200家左右”，并明确提出建立“品牌”，推出五大企业的方针。

　　到了2001年，出租车企业就从最高点的1008家整合为320家，“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减少一两百家企业。”张国庆回忆说。

　　经过政府行政主导下的行业洗牌，据人民网报道，截至2011年，北京出租车公司约200多家（保守估计为220家），出租车数量共6.7万辆。其中，10家大企业就占去69.3%的份额。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政府主导下的数量管制和企业兼并导致公共资源的垄断，从而使公司有资本凌驾于司机、政府和公共利益之上，成为这盘局中唯一的赢家。”

    出租车数量不放开，就是死局

　　在专家学者看来，数量管制如同一堵守备森严的城墙，只要这堵城墙不突破，出租车行业就被围困在死局里，动弹不得。

　　294人一辆出租车？显然不够

　　在采访过程中，所有专家和业内人士都一致认为，数量管制下的企业垄断是导致出租车行业深陷僵局的根本原因，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打破垄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3年，老司机董昕就曾试图申请出租车个人经营权，但被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局（现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出租汽车管理处）驳回，理由是“按照《北京市交通规划》，出租车市场已饱和”。王军认为，行政部门应证明饱和理由，如出具相关的数据及实证资料，而不是以饱和为由阻断个人办企业的通道。“公民经营权被剥夺违背了职业自由的原则。”

　　“根本不可能饱和。”周毅认为，北京现有出租车6.7万辆，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不计流动人口），“平均294人一辆出租车？显然不够。”

　　但更明显的是，“出租车数量不可能大幅增加。”周毅分析说，垄断格局已经形成，如果放开数量管制，大幅增加出租车数量，“大公司肯定会极力反对，政府不可能办得成。”

　　多年来，王军、由晨立等多位业内专家积极呼吁放开出租车行业的数量管制，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恢复市场竞争。但现实是，“这个行业越来越畸形，难以撼动。”曾在多个城市做过调研的由晨立发现，随着出租车行业资源日渐集中，垄断集团地位的明确，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

　　虽然外界关于出租车行业需要第三方审计和核算经营成本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至今，“出租车公司都很少有公开信息，其经营成本、利润总额、淘汰机制、经营状况都被严密封锁在‘黑箱’内，连政府部门也对此讳莫如深。”由晨立说。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曾联系北京20余家出租车公司，包括10家知名大公司和10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却无一家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有公司负责人曾解释说，“必须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我们才能接受采访，否则说错了话担不起责任。”也有公司负责人断言，“出租车公司是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

　　“出租车公司已经成为严防死守的利益共同体。”在王军看来，“出租车行业的公司化是市场的倒退，是行政指令下排斥市场竞争维护特权垄断的工具。”
数量管制下的死局

　　最新的消息让专家们更加失望。今年2月，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公开表示，要在全国“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记者注：即‘份子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专家们认为，“这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巩固，是一个保守性信号。”

　　企业员工制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只要利益格局不变，仍由司机承担运营风险，公司坐享按月缴纳的‘份子钱’，不参与市场竞争和淘汰，那么无论合同上签的是什么，其实质仍是承包挂靠关系。”王军直指要害。

　　谈及企业员工制，的哥们都很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出租车企业从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管理。“每月开两次会，制定处罚规则，时不时传达下‘精神’。”顾师傅认为，出租车司机与企业之间永远都是承包和租赁的关系，“我们用‘份子钱’租用企业的经营权，仅此而已。”

　　张国庆也认为，企业与司机之间的“员工制和工资集体协商无从谈起。”据他透露，出租车行业经理级别的管理人员在2003年就能拿到30万元的年薪，“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需要什么管理，就可以坐享其成。”

　　因此，出租车行业表现出了其他行业所没有的“团结”，大小企业以各种方式联合在一起，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合力。“他们格外的敏感和排外，恐怕利益格局被打破，所以加强集中和垄断是最好的办法。”由晨立说。

　　当问及解决之道时，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摇了摇头，感叹道，“从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如此让人悲观和消极，走不动、打不破，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只有僵持。”

　　在共同呼吁打破数量管制多年之后，各方专家都感受到了无力，在接受采访时，他们经常会说的话是，“有用吗？”在他们看来，数量管制如同一堵守备森严的城墙，只要这堵城墙不突破，出租车行业就被围困在死局里，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