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把始于1978年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看作是在不断动摇和突破1949年后形成达30年之久的“城乡分治”体制、渐进式推进的城市化变革，那么，其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世人瞩目。

    如果我们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的城镇人口比重（49.68%）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话，或者依此预测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首次超过50%，这对于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或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大喜讯”。

    但如果我们透过“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一耀眼的光环，不难发现在这49.68%的“城镇人口”中，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2.61亿人，而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多达1.6亿人，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存在，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现实，有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不从根本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去严肃面对，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据统计， 1978年我国的GDP为3645亿元，2010年达到了397983亿元，增长达109.2倍；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达到9000亿美元；高速公路约6.5万公里，世界第二；互联网上网者超4亿，世界第一……1978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2010年达到了19109元，增长达55.6倍。

    然而，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919元（1978年的数据缺失），以2010年我国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为19109元:5919元，相差达3.23倍。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比2010年的收入比3.23:1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超过2.0，大多数国家低于1.5。

    资料显示，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 ，我国的教育投入一直比较低，在2002年仅为2.3%，比南非的4.6%和印度的3.5%还要低。直到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才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这是我国自1993年以来有望首次实现这一承诺。

    有报道称，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标准为5%，世界经合组织为8.4%。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实际约60%），但医疗服务支出却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

    可见，我国的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巨大，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支出等历史欠账十分严重。于是乎衍生出“836199部队”、“城中村”、“小产权房”、“拆迁暴发户”等怪现象。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欠账”问题，抓住历史机遇，深化改革，真正启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的机制，直面已经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统筹发展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真正地转化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一笔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