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和谐”——日前由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深圳市政府、国家开发银行和凤凰卫视共同主办的“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传递出的这一主 题，引发中外媒体的热议，或曰“中国城市建设的转折期标志”，或曰“文化追求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或曰“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方向、新途径和新模 式、新使命进行的高端对话”。倘若我们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喻为一支宏伟的交响乐，那么这次在深圳召开的大会便是其中一个嘹亮的音符。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完全得益与得力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物质财富空前丰殷，催发了中华大地城市崛起，彻底 改变了原有的农业化大国的生态。截止2011年底，中国城市人口达到6.9亿，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目前，每年全国仍有1500万人进入城市，估计再 过20年，中国将新增城市人口3个亿(甚于欧洲总人数)。然而，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给城市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问题，且不说设计能力和运行水平远 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也不说城市规划层面上存有“重建设，轻管理”、管理层面上存有“重政府，轻市民”的倾向，就城市的底色或内涵而言，也不同程度存 有“重经济，轻文化”的流弊。以广州为例：伴随着城市地理空间的拓展，原本浓缩于旧城区的滨海商都历史文化氛围在开疆拓土和摩天大楼中被稀释。2010 年，一场“何为广州文化灵魂?”的网络问卷征询中，面对“广州文化目前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的问题，63.7%的被调查者给出了“民俗文化渐渐消失”的 答案。类似“经济繁荣的同时，城市特色正在渐次消退，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可度日趋降低”的“城市病”并不为广州所独有。

    一个城市的文化犹如水渗叶脉般地流贯于城市的方方面面，它不仅需要培育与“普世价值”相联系的主流文化，还需要在这一基础上去包容其他各种文化，日 臻多元文化融合、互补、共存、和谐的佳境。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被誉为“制造之城”的“东莞奇迹”的例子。东莞曾以其创造的工业化掩盖了这座素称“岭南文化名 城”的文化光芒，以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东莞几成没有被文化滋养的沙漠。2001年始，东莞将文化建设纳入全局工 作的总体部署，全面拉开了“文化立市”的序幕。围绕打造“三城”(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广场文化之城)目标，东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了国内领先位 置，一座全新的文化名城重显于穗、莞、深、港文化创意走廊。

    论及城市文化，是无法绕过城市建筑这一话题的，这是因为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直接源于形态各异的建筑，换言之，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载体。时下我国的 城市建筑“千人一面”的现象早已为世人诟病，那些没有个性、没有灵气、没有底蕴的“水泥森林”狰狞地矗立在闹市区，常给人以莫名的压抑感，尤其是某些城市 的“摩天情结”泛滥，光顾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却忽略了城市文化“含金量”的思考。适如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第一 个荣获该奖项的中国人)所言：“中国的城市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里面，传统(文化)的这部分被破坏得很厉害，有非常多的高层建筑出现，可是发展太快，思考 太少，不认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它直接冲击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缺乏一种原创性的带有思考的探讨。”这位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明确反对一味拆除老建筑的“忘祖”做派，提出“让这些老建筑用智慧的方法复活，能够让它在新的建筑中延展生命”。王澍之论值得政 府部门在规划城市建设过程中深思之，且力践之!

    一个“拆”字挑战着城市文化!某些城市在政府首长的“大手笔”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横空出世，而那些富有文化息码的古老城墙、先祖牌坊、 百年寺庙、名人故居，却在顷刻之间化为烟灰，与此同时，像河南开封“仿宋街”之类的文化赝品却又被络绎不绝地复制着，如此重建的文化，势必冠以一个“伪” 字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急功近利的建设导致一部分本来充盈着文化密码的城市特色逐步消融、褪失。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认 为：“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供人们观瞻、旅游、开展文化活动，更是要留下一些历史的精粹来引导我们建设现代新城市”。他多次疾呼“叫停拆除历史建 筑!”并说：“历史建筑的改造要沉下心来做”。咋做?阮仪三表示：“文物保护单位，一定要用原样的材料;优秀历史建筑，要求可以降低一点，主要部分用原样 材料，眼睛看不到的部分可用代用品;至于一般的历史建筑，外貌应该完整，里面的架构可以换掉，用钢、混凝土都可以”。科学地保护这些历史建筑，便是赓续了 一座城市的内在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