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细节

　　从副市长出走到主要领导换帅，公众对重庆的关注如同这座城市的火锅一样热度不减。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在所有人看来，总理的表态既坦诚又出人意料。

　　总理讲话的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便空降重庆。当天，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在会上宣布：张德江同 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何挺同志为重庆市副市长人选，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

　　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们关心：重庆“红与黑”的鲜亮标签是否褪色，新书记上任是否会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管窥几天来的细节，无论是重视卫视的广告还是人民广场的告示，细心的人们发现，敏感与巧合往往被过度解读。至少，如今重庆依然平静。

　　过度解读的“告示”

　　3月16日，一张据称是摄于重庆人民广场的图片在微博上流传。在一棵树上挂着一块绿色的《告示》：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 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南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强烈要求我处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和重 庆人民广场管理的通告》（渝办发（2009）152号）规定，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以及他人休闲、旅游观光等行为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打 造人民广场良好、有序的休闲、游览环境。落款单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发布时间是3月15日。

　　重庆人民广场是重庆大型庆典和集会的场所，其符号意义不言而喻，特别是这里曾举行万人高唱红歌的歌咏会，而平时群众也在此唱歌娱乐。除此之外，《告示》的颁布时间也颇令人玩味，当天上午重庆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

　　《告示》很快被解读为一种信号。一时间，重庆禁唱红歌的传言四起。

　　广场的管理方、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副处长黄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居民投诉由来已久，附近居民对此意见极大，多次向市长信箱投诉。早在 2009年，重庆市就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在广场使用锣鼓、自带录音机、音响等设备。然而，在多次整治过程中，安保人员在劝告中与群众发生冲突。这次整治并 发布通告仍是因为居民再次向政府投拆。“正好赶上主要领导调整，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黄敏解释说，通告上也只是写的“唱歌”，并没 有指是“红歌”。

　　在此之前，唱红歌似乎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2008年，重庆市主要领导发出要在中小学校大力普及红色经典歌曲的号召，全市迅速开展“唱读讲传” 活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均举行唱红歌比赛，首届中华红歌会亦在重庆唱响。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重庆市共开展“唱红歌”活动25 万多场。

　　频繁的红歌演出让演出行业红火起来。一些演出公司专门承接各种红歌活动，提供舞台、音响、灯光等设备。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 公司一年能承接上百场红歌演出，仅配合《红梅赞》的LED视频动画就根据不同单位的要求做了50多遍。精明的商人嗅到了商机，都想在红歌上分得一杯羹，有 的演出公司加入重庆红歌研究会，成为会员，有的还打出定制红歌演出服装的广告。

　　专门从事商业演出的老板张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想与一区政府合作搞摇滚音乐节，而政府的答复是，不是红色歌曲很难合作，“要往‘红’上 靠”，多次接触让他感受到政府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排斥。据他所知，在唱红最“狠”的时候，一个广场的演出就要花几十万元，当然也只有与政府关系好的演出公 司才能接到单。

　　人事调整之后，靠承接红歌演出的公司开始担心，如果不再唱红歌，他们的生意会受到一定影响。张明说，“我从不反对红歌，只是希望演出市场恢复到竞争中来，让市场来选择。”

　　3月15日，张明发了一条微博：让音乐节早些到来吧！

　　红歌退潮？

　　因“唱红”而走红的合唱队指挥王宗琼也感觉到了细微的变化，3月16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已经把“红歌”这个称谓，换成了“我们喜欢的歌曲”。“他们不提（红歌）了，我们也就不提了。”

　　“我们喜欢的歌曲”还在唱。3月16日下午，王宗琼还在给一家合唱队排练。她现在是四家合唱队的指挥。

　　在重庆，无论官方合唱团还是民间红歌队，王宗琼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1998年，喜欢唱歌的王宗琼召集了20多个人成立“金云雀合唱团”。10年后，“唱读讲传”在重庆铺开后，“金云雀合唱团”屡屡获奖，王宗琼 本人的名声也在圈内逐渐走高，一些单位开始向其抛出橄榄枝。“她现在指导一个队的价格是500元-1000元。”王宗琼的朋友王涵说。

　　盛名之下，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几乎每一场大型的演出，都会邀请王宗琼参与。王宗琼做过的一件事，让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清印象深刻。 2010年，为了唱好《保卫黄河》，王宗琼把合唱团拉到壶口瀑布，在瀑布下面大合唱。“新闻播了以后，我都热血沸腾，非常佩服。”王合清说。

　　2011年6月，重庆组织“唱读讲传”赴北京巡演，王宗琼和“金云雀”也被邀参加。

　　同样在重庆当地一家合唱团当领唱的王涵认为，对红歌真正欢欣鼓舞的，是那些曾从红色岁月走来、有红色记忆的人。“我没觉得是故意要唱，甚至不认为那是红歌，因为现在的歌我们都不会唱，只会唱我们年轻时爱听的歌。”

　　来自基层的王涵说，她无法说出重庆“唱红”未来会怎样，但唱红的确曾让她生活简单而充实。

　　电视台改版？

　　在“告示”之前，禁播广告一年的重庆卫视也似乎有“解冻”的迹象——出现了一条酒类广告。

　　3月15日晚上，因为刚刚宣布主要领导的任免，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当晚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之后，一条酒类冠名的广告映入眼帘。这立刻成为网络热点，被认为是一种微妙的“变化”——电视台改回去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重庆电视台台长刘光全否认了这一说法：“目前（电视台）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也太快了吧。”他解释说，因 为这个酒厂支持“五个重庆”拍摄，给一些冠名费，所谓的广告也只是一句话：××提醒您收看“五个重庆”，“这哪里是广告了，今年1月就有了，为什么媒体之 前不说，非要这个时候说？”

　　对于重庆电视台已开始招聘广告人才的传闻，刘光全也予以否认：“这也是瞎扯。”

　　敏感时期如此关注电视台“事出有因”。2011年1月、3月，重庆卫视进了两次改版，实施“一不二减三增”方针，即，不再播出带有商业性质的广告；电视剧播出总量减少并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外购外包节目的播出量减少；增加新闻类节目、自办专题和文化类节目。

　　这在中国的电视领域极为罕见。不仅一年3亿的广告化为乌有，重庆卫视的收视率排名也从2007年最高的第4位跌落至23位。

　　已在重庆电视台工作10多年的王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了广告，收入大受影响，而《天天红歌会》等红色节目让电视台变得单一。在他看来，电 视工作者原本是一个发挥自身特长，有着充足创作空间的工作，单调的节目容易让电视制作失去动力。“大家都只图播出安全。”王兵说。

　　王兵对于“红色电视台”也颇有微词：“有的红歌本来很好听，可每天剪辑的都是红歌，再好听也会烦。”王兵说，他更怀念之前的时光。1990年 代，他进入重庆电视台时，工资就是三四千元，当时最好的房子也就三千左右，同事们也都有干劲，而《雾都夜话》《拍案说法》等节目也都好评如潮。可去年改版 之后，让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工资仍是十年前的三四千块，去外省开会出差遇到同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单位。

　　对于BBC等国外电视台播放公益节目而没有商业广告说法，王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公益应该是多样而包容的，发出的仅仅是一种声音怎么能叫公益呢？

　　外界炒得沸腾，重庆台内部却一如往常的平静。王兵说，至少从电视台内部还没有感受到变化。

　　纠结的广告商

　　关注重庆卫视 “变化”的传闻的不止是媒体。3月15日这天，李永接到几个广告同行的电话和短信，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重庆广告的春天是不是要到了？对于重庆的广告公司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这个行业尽快走出低谷。

　　李永是重庆某广告公司的老板，进入广告行业已有15年。重庆卫视曾是各家广告公司的大客户，禁播广告自然对广告公司造成影响，但对重庆广告业最大冲击的是两年前重庆户外广告整治活动。

　　2010年3月28日，大规模的户外广告整治在重庆启动，全城开始集中拆除户外广告。李永的公司原来有150多个广告位，共十几万平方米，最后拆得只剩下三四个广告位，“没有一分钱赔偿，政府没有这方面的预算。”李永说。

　　而这次整治的原因是，市领导要求提升城市品位。为此，多家广告公司曾数次与分管副市长开协调会沟通，希望政府能考虑广告业的发展前景，而副市长也表示已努力把意见带上去了，但最终未被采纳。

　　数据显示：从2010年3月28日到4月23日，二十多天之中，重庆主城拆除户外广告牌2.38万块，总面积达55.8万平方米，占到整个重庆户外广告的75%。

　　李永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有七八千万，拆过之后只有原来的10%，更为糟糕的是，一百多名员工，有七成辞职，客户上门追要违约款。当时情况下，李永的公司还是幸运的，很多广告公司甚至关门或者转行。

　　李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要求拆除的理由之一就是广告牌影响景观，但一年之后他发现，自己被拆除的广告位上又建起新的广告，只是内容换成了“五个重庆” “缩差共富”等公益广告。

　　“某种角度上说，这个行业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尊重。”李永说，但因为高层领导的调整就嗅到所谓行业的春天或许过于敏感和乐观。

　　在他看来，政府花大力气的整治确实让重庆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但若政策变化，广告公司再以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这座城市也是不负责任的。

　　“应该依法依规，有序地推进。”李永建议。

　　警界的松与紧

　　最敏感的莫过于警方。王立军事件一个多月来，重庆警方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常规的工作亦鲜有报道。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坊间便传出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将调往重庆市公安局任职。有消息人士透露，2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访问重庆期间，身着黑色风衣的关海祥亦在现场指挥布置安保工作。

　　2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召开201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春季攻势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关海祥首次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身份公开出席会议。自此之后，关海祥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除公安高层外，普通警察亦极为谨慎。3月19日，一位交巡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安系统并非外界想象那样，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工作压力仍然很大。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如今，重庆的交巡警平台达到500个，交巡警1.4万余名。因为大规模扩招，不少交巡警至今没有编制。王立军事件后，很多没有编制的交巡警担心下岗，压力陡增。

　　一位曾接近过王立军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有一个习惯，所有讲话均有专人记录，出事后，重庆公安局的内网上开始删除王立军的讲话稿。原来警察上班要求穿警服或西服，如今也可以着休闲的正装。

　　此外，曾被王立军引以为豪的警察沙龙在王出事后虽照常开放，但在一些公安分局的警察沙龙里，王立军的照片已被取下。

　　虽然表面平静，公安系统的各项工作都被严格要求。3月16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市局党委要求，“全市公安机关、 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统一思想，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以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拥护中央和市委决策，在重大问题、大是 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这几天，重庆大葱价格猛涨、房价小幅下跌、綦江55年一遇旱灾致11万人饮水困难。一位重庆当地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时局敏感与否，但重庆人火锅照吃，龙门阵照摆，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