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问题缘起于对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与伦理这一基本社会范畴的思考，它是当代中国语境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1“道德资本”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

　　“道德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伦理学界出现的概念。此后，“道德资本”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伦理学界提出“道德资本”概念，大体上存在两大基本缘由：其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问题凸显，道德建设任务艰巨。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同时又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瓶颈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等事件的发生与行业监控标准的制度缺失存在关联，但更可能是全社会道德伦理水准失范的后果。人们从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市场经济建设决不简单地只是一个成文制度的规范完善问题，而是一个规范力量如何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引导的问题，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就是一个道德内力引导与通过成文制度安排所呈现的利益外力诱导的一致性问题。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价值危机”。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改革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部分中国人固有的精神观念，引发了一些学者对于道德现状的忧虑。道德是人类对于价值确定性的追求，重建道德精神世界，就是要解决中国人内心的价值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危机”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

　　因此，一方面，改革开放所催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促使人们更进一步思考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关注精神世界问题，重建内心的价值确定性，进而延伸至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道德成为解决经济发展价值引导的契合因子，诞生了“道德资本”的概念。

　　2 道德何以可能成为“资本”

　　近年来，“道德资本”又是伦理学界引起较大争议的全新概念。以王小锡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国内部分学者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以郑根成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道德并不是独立的资本实体。不难发现，引发争议的焦点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道德是一种资本。

　　“资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语汇，对其解读应该回归到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那里，即“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中的“经济人”是指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主体，而“理性”则是指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对信息的完全掌握，并且能够在精确计算决策结果的前提下实现自利效用最大化。追求自利是经济活动的显著形式。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与价值的分离减少了人为的主观束缚并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人成为不关心终极目的、完全逐利的经济动物，整个经济制度被看成是庞大复杂的机器，离“人之为人”愈行愈远。

　　导致诟病的缘由并不是资本自身的过错，而在于我们对“理性经济人”中“理性等于自利”的偏见认知。人是多面理性的复合体，既包括经济理性，也孕育着道德理性。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涵盖道德的人类行为。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自利最大化只是理性的一部分。理性还应该涵括非自利目标的获取，只要这些目标被认为是有价值或愿意追求的目标。人们的经济行为可能与自身利益诉求有关，但同时也涵盖着文化、伦理、智识、审美或情感等方面的理由。在人类自主意识日益强化的今天，该为理性“正本清源”了。

　　“道德资本”并不是简单地在资本的意义上解读道德，而是在“人”的意义上重新理解资本。因此，道德何以可能成为资本的首要前提就是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回归人性来阐释“理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把握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亦要对“道德中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

　　3 “道德资本”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经济正义”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观点主张包括资本运作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与价值无涉，强调经济活动的完全独立性。事实上，只要存在经济活动，就必然蕴藏着风险。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经济活动中资本运作的伴生物，即行为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举动。由此看来，完全与道德伦理等价值无涉的经济活动似乎并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道德资本”的讨论除了考察一切资本的共同属性之外，还必须明确指向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正义”问题。因为这也是“道德资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道德资本”概念出现的基本历史背景表明，这一概念从其出现时起就承负了一种历史使命：推进中国的经济伦理建设，并通过制度性安排的规范力量改善既有的市场价值导向状况。由此，我们对“道德资本”的探讨不应该停留在如何论证道德也可以成为资本的一般意义，而应逻辑地向两个方向深入：其一，深入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当代中国社会体制建设问题，价值规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视野中理解并加强“道德资本”建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价值导向问题），反思道德规范自身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通过改变事实上对人们日常生活起支配性规范作用的制度性安排来影响人们内心的价值确定性，重铸道德共识。

　　然而，遗憾的是，在其后学界关于“道德资本”的思考中，可能是囿于字面上理解等方面的原因，蕴含在“道德资本”概念中的两个更深入的发展方向均被不同程度的忽视、模糊。

　　根据“道德资本”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承负，根据对道德何以可能成为资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道德资本”的核心是揭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价值属性及其价值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应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应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等问题。它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经济正义”问题。因此，全面深刻理解“道德资本”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进路，是我们更进一步研究“道德资本”的必要条件。

　　（邢国忠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