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9日,以“城市化过程中的乐和家园建设”为主题的城市思想者沙龙在北京马奈草地举行。来自城市化研究领域的专家、房地产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媒体代表齐聚一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李津逵主持。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当代民间环保事业和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廖晓义,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持续了40年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公益实践,并在“乐和家园”的乡土建设中落地开花。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红十字基金会的支持下,第一个乐和家园在断壁残垣的乡村废墟上建立起来。在廖晓义看来在这个劫后余生的村落里进行低碳的、生态的生活方式尝试,是农民参与、共同致力于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文明转型,是物质主义文明向以社会和谐、自然和谐、人民和乐为追求的生态文明转型,也是对以“和”为真谛的东方生存哲学的回归。
金锡顺:打造一个撞击思想、分享感动的场所
一个建筑是小事,但是一个城市的规划或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建设的事就非常大了。在做诚品建筑的时候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愿望,为了减少遗憾,尤其是减少城市建设的遗憾,我们启动了城市思想者之夜的活动。在座的有许多人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过程,其实最初是很艰难的,我们一直将其当成公益来做。因此促成了我们马奈草地俱乐部的建设和运营,如果倒退回去,当时没有这么一份社会责任感,没有对城市的责任感,可能就没有今天的马奈草地。马奈草地俱乐部从投入运营到现在经营得非常好。二期和三期将会陆续呈现出来,二期大概在5月1日投入运营。最近我们把三期原来的想法调整了,准备做一个国内音乐厅和意大利餐厅的红酒酒窖。
很多人曾经问我,究竟想把马奈草地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俱乐部。其实,我们一直想把它做成一个商务休闲的俱乐部。我内心对这个事有特别高的期许,希望给城市贡献一些思想。今天大家都是带着思想来的,但愿后面在我们廖晓义大姐的带动下,大家踊跃参与进来。只有大家互动起来了,碰撞出思想火花了,我们这个沙龙做下去才更有意义。所以,如果说马奈草地只是为成功人士提供这么一个资源平台,引导大家过上有品质的生活的话,那么我希望在我们城市思想者沙龙能够跟大家一起撞击思想,分享我们共同的感动!
廖晓义:生态文明是乐和家园的永恒追求
很荣幸能够再次来到马奈草地俱乐部。30多年前我曾经是大学老师,20多年前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10多年前是美国国际环境政策访问学者,今天我走进了农村。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类到底要往何处去?我一直在寻找前行的方向,我也看到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些问题,它只是在物质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我们中国如果还纠缠于物质消耗,那么现在的炫富,只能使有限的资源不断被耗竭,损失我们95%的生命和赖以生存的地球。
我做了20年环保,40年哲学,3年半的乡村实践,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当初我去农村主要是为了推动绿色社区建设。在北京延庆租了3000亩的山林作为培训基地,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和全国10几个省市一起发起了“地球日中国行动”。此后又发起了“春日行动”,我们也叫它绿色生活。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红十字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在重庆巫溪县建立了一个乐和家园。作为一个哲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到乡下去不仅仅是为了救灾,我们这么多有智有识的人聚在一起也不仅仅关注乡村命运,更多是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和路径。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处于危机状态,信仰缺失造成迷茫和焦虑。我们从各种各样的灾难中感觉到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有一种文明转型,它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环境概念,它是由5个功能系统。我们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人5千年的生存智慧,我们找到了乐和。乐是和的表情,和是乐的心情。以道的存在为生存哲学与生命之理。道的真谛就是和。
如何才能和?我觉得主要依靠三条原则,其实是三条生态学的原则,自然万物是关联的,差异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个体生命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这种差异具有无限多样性。但是,个体生命的独立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迷失了,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概念、标准所限制,需要回到“PHD”状态。我把P理解为普爱,没有道的状态,把H理解为互补,把D理解成独立。这种差异互补共生,就是我所理解的乐和生命状态。
在乐和家园,包括公共建筑,都是村民自己按照基本的生态原则做的房子。我们也帮他们做节能的柴灶,污水处理池,教他们用沼气,垃圾分类。这就是乐和人居。关于乐和生计有很多的理念和理想,我们建了几个生态小农场做养殖业和种植业。还帮助他们搞旅游、培训等。如今在乐和家园可以说没有一个留守儿童了。未来我们的乡村还可以发展创意产业、时尚手工业。
当这个模式逐渐成熟后,我们通过理论研究、媒体传播、现场研讨,以及市长论坛等活动开始推广。这时候我就受到了我们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同志的邀请,回到了巫溪。巫溪是我的老家,本来我是想休息一下,回到我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地方。当我回去后,我突然发现那里的百姓、民风和自然山水是可以实现我理想的一个地方。它特点是大群工、大民生,而过去是政府自己做大群工。
在巫溪,当地政府鼓励成立农民协会,也引进了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就是说群众工作不仅有党和群众来做,也是由群众组织来做,包含了群众组织做的工作,所以叫大群工。我们不仅仅把经济当成民生,文化也是民生,环保、健康、心理幸福也是民生,这是大民生的概念。目前巫溪乐和家园已成为当地“十二·五”规划的内容。
在乐和家园中,乡村自主自治是最关键的。目前这里形成了“两会一院”,两会是乐和合作会、联席会和一个乐和大院。这个被清华大学的一位副院长称之为公共管理的三要素,互助会就是公益社会,公共管理机制就建起来了。中国最大问题是基层缺少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我们就摸索出了这么一套机制,很契约化的管理,还签了协议。
当然,城市也可以做乐和小区,城乡之间是公共空间,我们叫做广义的公园,这样的架构是有生命力的。这样城市也是精气神的共同体。但这需要社会性质的共同体来完成,乐和委员会是党的脑,群众工作部是心脏,乐和办公室是腿,这个有机体保证了巫溪在短时间里创造了奇迹。最后送给大家一朵花,乐和生态之花。这是乐和生计,生态文明的经济系统,乐和养生和乐和养义,这就是生态文明5个系统。
柴志坤:应建立企业与政府联动机制
刚才,我一直在倾听和分析乐和家园这种模式。从我们做房地产项目第一天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做公益事业的时候,作为企业怎么去做?我们的责任在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些年的体会!第一,作为企业来说,企业应该把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好,做项目开发的时候就得考虑到产品设计是可持续的,而不是浪费的,不能迎合客户表面的要求,而要引导客户有一种更健康、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在做项目上一直坚持的。
上世纪90年代,很多开发商在做项目时都喜欢把容积率做得很高,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尽管如此,我们在做项目时,依然坚持科学合理的设计,不为了多赚取利润而牺牲用户的利益。我认为从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去做一个事,这个事就基本成功一半了!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做成的。一开始你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后面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一开始只考虑眼前利益,或者考虑不长远,后面出现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做企业也是受社会眷顾的,我们也会尽自己的努力反馈社会。
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在中国公益事业应该怎么做?这些年我们也捐一些钱,也做一些学术方面的支持,也在配合项目做更大规模的公益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公益事业确实需要很大的发展,因为从现在来看,欧洲出现这么大问题,其实很大的问题是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原来社会福利不高,加入进去以后社会福利不断提高,导致国家负担加重。如果中国现在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一味靠政府去做的话,我觉得不用多少年我们也会走到高福利上去,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也会出现很大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企业很多时候想依靠政府。比如做一个项目,希望很多事情由政府做,这样下去大家距离越来越远,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企业真正站在政府角度,跟政府做一些有长效机制的事这种结合相对少。因此,所有做企业的人都应该考虑得更长远一些,应该将政府和民间结合起来。如何来结合?我有一个体会。如果我们开发一个小区,小区里居民相互之间关系不和谐,这些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作用,就反映到社区。所以与其自己去创造家园,不如把我们现在不太好的家园改造了,结合到一起。这种公益的作用发挥更大,见效的速度也将更快!
边强:我们应该成为生态城市化的践行者
中国环保事业和卫生事业分家是1982年,后来我有幸进入到环保这个领域,但很遗憾我没有坚持在环保一线,后来一直做工业园区。刚才我看廖晓义大姐做的PPT,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比较欣慰的是,我现在所做的园区和过去做的园区,没有浪费我们中国良好的农田,没有把自然资源破坏掉。
我们做的第一个园区是泰达,把它从废弃的盐池变成了如今的新兴工业化城市。泰达园区不仅是中国循环经济示范园区,还是联合国、欧盟认定的生态示范园区。第二个园区有5万多亩地的规模,预计未来10—15年发展成人口在15—20万新兴化的城市。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讲人与自然的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未来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做产城融合的时候,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怎么样融合?要考虑到我们企业家合理的回报,这样才能推动整个社会都投入到管理中去。单一的项目要考虑城市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应如何从规划的角度对一个新城,包括它的产业、生态,以及未来发展空间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这非常重要。再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包括产业选择等。
那么,如何实现和谐的社会?大城市病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人与人之间可能由于空间的隔绝或者某种方向的变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再好的环境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前一段时间广东出了一个事情,一个孩子被车辆碾了很多次,期间没有人帮扶!我孩子留学归国后看完这个事情,说他们班孩子都在哭。他说爸爸你给我一个“爱这个国家的理由!”可见,孩子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如此冷漠!”
关于城市化,我们怎么做?怎么把冷清的新城变成一个田园城市,最终实现廖晓义老师PPT中体现的内容,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邀请在座的企业家跟我们一起,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也许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了一个范本,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某种指向性的东西。今年中国城市化率大约在50%,每年还在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还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未来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在15年之后就不是往大城市聚集,可能从大城市往中小城市靠拢。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对企业家也会提出更多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幸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但我们更多要思考的是我们未来留给后人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未来。
魏建军:金钱至上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缺失
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每个人都有很深的体会,尤其50年代出身的人。他们小的时候不管是海军大院,还是居民的大杂院,都在院子里生活。大院有一个特点,非常和谐。门可以不锁,你家来亲戚了,邻居可以帮忙接待。现在我们住的房子比以前好多了,门与门之间近了,但邻里之间不认识。
随着经济发展步子越来越快,我们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都是钱惹的祸!人们为了钱丢掉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大家发现又缺了什么,缺的就是邻里之间的爱和情感。人与人之间情感缺失就会影响到社会和谐。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一个大学生看见一个老人被车撞了,他自己掏出钱打出租车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的亲戚不让他走了!如果我父亲不是你撞的,你怎么会把他送到医院呢?最终导致打官司!为什么会这样?好人做好事反而得不到好报?这是人们的道德底线因为钱发生了变化。
另外,由于道德底线的变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薄弱了。而信任的缺失又会导致我们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出现偏差,这又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要发展下去,整个社会是很麻烦的。人们虽然非常有钱,物质生活也很丰富,但都生活在恐惧中!
互动:
许文锋:我是从农村过来的,对老家特别有感情,我有一个问题,我看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只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可落地可实施的体系是吗?
廖晓义:巫溪县委政府做主导战略,将近81个村做这样的事情,20余万人做这样的事情。乐和家园是政府主导的从上到下的实践,和我们从下到上的理念高度的会合了。现在,我们实际上也在通过新的方式在全县进行反馈。
韩翼:现在城市里很多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非常好的信仰,也有很多身家过亿的人,请问您怎么让乐和社会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呢?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社会呢?
廖晓义:我在城市做了很多年,后来转向乡村是因为城市确实有您说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城市居民没有这个动力,因为城市里的人觉得自己活得很好,感觉不需要这个组织。但实际上城里人活得并不怎么好!
乐和理想要解决现代人的生活基本问题,肯定得从社区来做,这样才能把人的欲望发展成健康的导向。但这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我希望我们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企业界。有了企业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支持大学生进社区,让他们也充当我这样的角色。
蔡义鸿:现代社会可谓是充满了欲望,请问您是如何处理和平衡既保护农民利益又降低农民欲望的关系?
廖晓义:首先,我从技术上来说吧,也就是说首先要动员、激发农民的道德力量和责任感,要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因为单一的村民原来彼此是不相干的,肯定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个人责任最小化!我们不能责怪他们,这也许是人性弱点之一。单个人的时候,肯定要出问题,如果你把他们组织起来,大家要寻找共识,这样就有了共同价值的问题。
第二,在熟人社会里,人还是有最本能的荣誉感。我们的骨干真的一直在用心做公益,这让我们感动不已。长时间一心一意去给大家办公益的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做?答案是“乡亲们那么信任我!这多难得啊!我不能对不起乡亲们的信任。”。许多乡村的骨干都是就冲着这个信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