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目前诸多社会保障均与户籍挂钩，且流动人口人数不在少数，户籍制度改革如何真正推进等问题仍引起了不少业内人士的担忧。就此，《法制日报》记者与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展开了对话。

　　对话

　　记者：近年来，各地在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相继推出了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您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在解决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上的作用？

　　王太元：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诸多实际问题，首先就需要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划、计划和实施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算大账包括农民工，具体用钱不涵盖农民工”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这就需要全面了解进城农民工的各方面情况，就需要普遍推行居住证制度。

　　但是，一些地方，流动人口仍不能与原有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共享公共财政。因此，我一直说，如果居住证不是确保非市民逐步享有市民待遇，如果不是合法搭就从非市民稳步转变为市民的制度阶梯，就与以前的暂住证没有实质区别，就达不到公共服务惠及本地人和外地人、社会管理涵盖城市全部实有人口的目的。

　　记者：但目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城市资源有限，承载能力也有限，受地方财力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社会保障很难做到全方位覆盖。

　　王太元：一讨论到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等问题，就会有人提出“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承受压力”，这一观点除了有地方保护、既得利益保护之嫌以外，还存在很多认识误区：

　　第一，在各种资源中，教育等资源是可再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公平分配前提下，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开源节流”，如果相关方面的各种改革逐步到位，这方面的分配不公会稳步降低。

　　第二，住房、交通等一半社会人文一半资源因素的资源，完全可以用市镇合理布局、城市规划建设科学、国家地方公众多种积极性共同努力、中低收入廉租为主中高收入购房为主的住房政策等多种方式解决，而不应当用户口归属来决定。

　　记者：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实行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服务”。对此，您怎么看？

　　王太元：思考中国的户籍改革、城市化问题，应当有三个前提，第一，人口问题是长周期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可能影响十年甚至几十年，因此，要谨慎；第二，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化率提高百分之一就相当于一个大国全部人口要进城，不能不稳妥；第三，城市化对于农民而言，是“谋生存、求发展、享幸福”3个层次连续递进的系统工程，把农民从形式上变成市民是容易的，要具备条件让农民逐一实现上述三大目标却有一定困难。副省级城市、直辖市都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现有城镇居民的生活提高、就业安排、教育公平和社会保障都还存在诸多问题，一窝蜂地涌入人口不行，一口气往城里拉进成千上万的人，更不行。

　　记者：就现实情况而言，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也是社会所一直关注的问题。

　　王太元：20年前我就发表系列文章阐述说，中国的户籍改革，开始于人才的合理流动、结束于人口的自由迁徙，最难的是农民进城，但最重要的是户籍背后的资源分配与利益调整的公平与否。如果切实解决了进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恐怕远远比直接给他们一个城市户口要好。

　　当今中国，稳定是基础，发展是前提，公平是目标，改革是途径，只有全面遵循科学发展观，社会、国家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个人才能公平、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