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北京干了十多年装修工作的刘涛(音)知道,自己永远买不起这里的一套公寓,但他正辛苦攒钱,再过10年就能(在老家)拥有一套有室内卫浴设施的住宅。这是英国路透社记者今年2月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提及的一个小细节。
这样的细节对于大多数中国记者而言,就像每日三餐一样太普通、太普遍了,很少有人提及,但英国记者从中发现了问题,并在报道中认可了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中国式的城市化只发挥了一半效用,提高了收入却限制了消费。
这或许为我们寻找内需到底在哪里,提供了一个更客观、真实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城镇化。
城镇化是内需之源
对于内需,最高决策层有深度的解析和阐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今年2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和路透社记者认可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一样,李克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引述了国际上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李克强副总理显然是认可这个推断的,所以他认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多在80%,人均收入与中国接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也在60%,而我国的比率则小得多,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超过50%,虽然和之前相比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的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意味着大批的人由农民变成市民,其消费习惯、消费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内需市场也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发展壮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从国家领导到经济学家,大家都在谈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发展大型、中型的城市,也要发展小型的城镇,从近期看,发展小型的城镇更重要。大型城市,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中型城市也开始面临这些问题,所以,发展小一点的城镇,让农民在县一级、乡镇一级就近入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解决好农民进城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以此计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
这是理论上的数据。问题是,当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其消费需求真的会从4455元提高到15900元吗?他(她)真的会像城里人那样买车、下馆子、看电影、做头发、郊外游玩、出国旅游吗?
不可能。至少短期内做不到这一点。
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农民要进得了城需买得起房或者至少租得起房。从这方面讲,控制房价至关重要。其次,农民进城,要没有后顾之忧,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要到位。
更重要的一点,农民进城,还有个人文明素质、职业技能提高的问题。简单地把农村的房子拆了,让农民住上新楼,这不是城镇化。随着民房的消失、楼房的建起,农民文化素质提高了,有了新的技能,产生了新的职业,有了新的消费习惯,有了更高的文化素质,有了更高的人生目标,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已经有人大代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宏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宝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文化因素十分重要,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求、新期待,发挥引领和服务作用,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各项文化工作,促进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
王宝军说,政府对农民工提供看书、看电影、培训的服务只是初级的文化服务,还应该重视高层次的需求,帮助农民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他们不但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主动参与和创造成果。王宝军建议应加强农民工文化需求调研,研究分析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特点和文化消费规律,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形式,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执行政策提供依据。
服务业是内需之本
3月7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的讨论,据全国人大代表、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介绍,习副主席谈到了他访问美国时参观的一个农场,20年前和现在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很少的几个人管理着几万亩的土地。姜卫东还谈到他参观国外先进的汽车生产线,偌大的车间几乎看不到人,全是自动化、机械臂在操作。
这说明什么,说明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但可以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也可以把大量的工人从生产线上释放出来。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国外相比还有差距,但大方向是不变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从生产线上被释放出来。大量的人出来了,他们做什么?从事什么行业?回答是,服务业。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业是内需之本。
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在53%左右,而中国2010年的数字,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这方面看,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年提高4个百分点。即使这样,到十二五末,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只是接近50%,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李克强在文章中认为,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在我国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实体经济,同样能够创造社会财富和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科技创新重要的驱动力量。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需要发展服务业,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
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也要有所侧重。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应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研设计等;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应大力发展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扶持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
厉以宁的告诫
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如何扩大内需,在方法和步骤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厉以宁认为,扩大民间消费是渐进的过程,持续推进的过程,而不是靠一时突击提高民间消费能力。我们要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民间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有一个过渡,如果突然地从投资拉动变成了民间消费拉动,消费力量是不够的。因此,首先要有一个投资与消费并重的阶段,投资与消费并重一段时间,再过渡到民间消费为主的阶段。
收入分配问题是扩大内需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低收入家庭的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如何增长的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就成了一句空话。
对此,厉以宁主要从扩大农民收入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解决中低收入者家庭的后顾之忧,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二是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产权要落实到户;三是鼓励民间创业兴办小微企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法,要调动这种积极性给予支持,包括金融的支持;四是扶持农民的家庭经济,要关注农民的家庭农场、家庭果园、家庭菜场、家庭作坊、家庭养殖场、家庭林场,这些都是小微企业,是跟市场直接联系的,通过经营自己的林场、农场、养殖场等,经济就活了,小城镇经济也就活了。
厉以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两句话:第一,别着急。扩大内需要慢慢来,逐步过渡;第二,没那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方法有很多,也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