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图为:樊纲,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
记者 梁晓莹
中国下阶段发展的动力在中部,中部崛起的关键在城市化。
中部的城市群能否崛起,关键看各省能否跨省域调配好产业资源、构建长江中游地区的“超级产业集群”。
在北京国宏大厦办公室里,经济学家樊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中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是防止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棋
目前,我国人均GDP约4500美元,成就举世瞩目。
同时也应看到,在我国工业化已完成70%的同时,城市化率刚刚过50%,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什么叫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不仅农民能进城,而且能扎根。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仅27岁,绝大多数农民工早早离开了沿海地区,退出了劳动力供给。因为他们和家人无法享受城里的公共资源,无法“城市化”。
这才是近几年民工荒的根本问题。正因为劳动力无法留存,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挽留他们。沿海地区的工资水涨船高,用人成本逐年上升。
从工资看,我们竞争不过越南、印尼;论高科技,我们又拼不过欧洲和美国,结果产业空心化,很可能会掉进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产业不是离开沿海到越南、孟加拉、印尼去,而是退到中国内陆地区来呢?由内陆承接沿海产业,把新老农民工都利用起来,这样才能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这个重担,最终需要由中部挑起。根本前提是,中部要通过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带动工业化和各种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以此激发大量产值。如果把有限的财力集中用于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具有人口聚集效应的大城市发展,从而吸引大量沿海地区产业到中部发展,并催生出高新科技、高端制造业等更多的高端产业,中部才能真正谈崛起。
中部理当崛起,“另一个中国”期待发力;中三角人口过亿,本身就是巨大潜在市场
带动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什么落在中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正进入城市化的完善发展阶段。沿海地区的高成本劣势逐渐显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靠这三大城市群远远不够,迫切需要更多的增长极来支撑。
中部的优势在于交通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经济体系较为完整,科教资源丰富。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显示,科技进步与城市化关联密切。科技进步引发产业革命,推动新兴城市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每当新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必然会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形成一批极具规模和实力的新兴城市。所以,国外常说的“另一个中国”(即内陆地区中国),现在应该开始发力了。
城市群发展了,自然会拉动消费。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赣湘鄂三省有1.67亿人口,其中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人口就超过了1亿多,这本身就是巨大潜在市场。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10881元,仅相当于长三角的不到四成,如果达到长三角的消费水平,中三角能为全国增加2万亿元的消费内需,市场巨大。
认真研究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规律,集中发展武汉、长沙、南昌等几个特大城市;跨省联合,打造超级产业集群
三省联手打造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三省甚至可以创造一个超级城市集聚效应,有望打造若干个跨省的超级产业集群。
为什么要强调集聚?我举个例子:几年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国内企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但没过多久,他们又纷纷回来。因为当地缺少熟练工,劳动生产率太低;最关键的原因是缺少产业集群的支撑。企业出去后,发现自己孤军奋战——要修改一个设计,还得辗转跑回国内。如果上下游的产业能够聚集,企业的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运输成本才会低,才能吸引企业持久扎根。
理想中,中三角的未来产业发展应是这样的图景:交通基础设施通畅,各地资源自由调配,政府环节越来越少,各种产业在竞争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挥创新优势。
眼下,政府要做好几件事:首先,遵循城市化规律,大力发展具有人口聚集能力的大城市。这不是撒胡椒面似的所有城市都发展,而是尊重历史规律,认真研究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规律,集中发展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
第二,制度上的软件改革。政府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好的条件,创造更低的成本,让更多人来;如何减少企业商务成本、物流成本,使城市间合作更加紧密,壁垒消除得更加彻底,吸引更多企业聚集。这如同当时欧洲推行欧元一样,要打破壁垒,解决好一体化问题。
一体化不能忽视公共服务。要让进城的年轻人不再退回去,就要让他们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学、有住房、有社保等。如果地方财力不足,可以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入手,先解决最迫切的就学问题,再逐步扩大公共服务范围,逐步让进城农民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