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用工荒”期间，农民工收入有了不少提升，但由于高房价和较高的生活成本，农民工用20岁至30岁的黄金年龄在城市漂泊、打拼后，大多数在“而立之 年”仍无法在城市立足。更为残酷的是，在城市漂泊已久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很难回到不再熟悉的农村生活中去。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他们盼望能随着收入的提 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尽快“突围”。

　　打拼十载依然“无产”

　　和十几年前相比，农民工工资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从甘肃农村到深圳特区，任晓强在深圳打工已经14年。1997年，任晓强刚到深圳时在一家五金厂工作，工资每月只有500元钱，后来他又做过厨师和保险推销员，现在做装潢材料销售，每月工资已有4000多元。

　　任晓强感受到了东南沿海的“用工荒”。“我们刚来那会儿找个活不容易，暂住证过期了找不到活就到处乱躲。2003年以后活儿好找多了，但一线车间工资并没有涨多少，一连好几年都是2000多块钱，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他说。

　　虽然总体来说工资提高了，工作也好找了，但由于物价上涨，任晓强觉得生活压力反而更大。他说：“十几年前二三元钱就能吃饱，厂里米饭还不要钱。现在十几元吃不到什么东西。现在是城里挣钱城里花，很难攒下钱给家里，甚至还不如刚到深圳那会儿。”

　　收入不高只是任晓强的压力之一，他更担心今后在城市生活没有保障。“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没有给我们缴过养老保险，这几年年轻能挣些钱，老了之后要是没有社会保险怎么能在物价这么高的城市生活下去，买房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说。

　　王亚萍是任晓强的嫂子，1998年到深圳务工，当时工作的车间要用大量酒精，加上高温环境，一年下来她咳嗽不止，回家检查发现患了过敏性支气管 炎。中药、西药吃了几年，症状有所缓解，但现在仍未痊愈。“那时对农民工的劳动保护还没现在这么好，大家也没有维权意识，自己得了病只想赶紧回去治，不能 让宿舍的人晚上都睡不好。”她说。

　　国家人口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就业流动人口中，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特别是在工伤风险较高的采掘、制造、建筑业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远未达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要求。

　　回不去的“老家”生活

　　李通也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之一，今年已是打工的第8个年头。从沂蒙山区老家外出后，他在北京干了四年，后来又到青岛。“80后”的他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甚至有时一年都回不了一次。

　　“虽然离家不远，但每年只有过年、十一时才能回家，平时工厂都要上班，回家也只能过上三四天就回来。”李通说；“我从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地里活基本上忘了，老家很多乡亲也都不认识。”

　　李通告诉记者，城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外出购物到超市，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对这些习以为常后，对农村老家的生活反而有些不习惯。“现在我 在青岛找的对象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她更不愿意到农村生活。但让我发愁的是，现在一个月挣不到3000块钱，我们怎么在城里过下去？”他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大多80后、90后农民工都有类似想法。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项调查显示，68%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 知识和技能，其中有27%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未做过农活。采访中许多农民工表示，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他们也不愿返乡务农。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十几年前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增加收入后再回到农村生活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则不一样，这是近些年来务工人员一个明显的变化。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伯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在身份认同上已不断从普通农民向企业员工转变，但现实又让他们很难彻底融入城市生活。

　　夹缝之中何处“突围”？

　　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为此，他们根据工资高低而频频“跳槽”，渴望彻底融入城市实现 “突围”。专家表示，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的衔接体，是我国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他们的困境折射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困境。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张卫国说，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稳固关系密切相关，劳动力城镇化的困难，一是因为城市的房价、户籍等因素制约着劳动力的彻底转移；二是因为我国目 前劳动者生产效率还不够高，难以达到相应的工资水平；三是因为我国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彻底转变，产业结构不支持快速的城镇化。

　　如何帮助农民工实现“突围”？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降低农民工“流动性”需要企业加快经济转型，提高 员工薪资待遇。只有员工有了较高的收入，才能安心在城市生活下去，留在企业当中。同时，企业应加强内部人性化管理，增加农民工对企业和城市生活的认同感。

　　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蔚认为，政府应加强劳动者培训，不断提劳动者生产效率，增加农民工劳动附加值。目前我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政府在学校教育、技校培训方面应加快改革，使之更具实用性。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炜表示，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从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入口、子女入学和住房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另外，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还要关注农村，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吸引更多的青壮年农民就地“工人化”，实现城市化有序、阶梯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