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 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法学博士
温家宝在2012年第2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说:“不能把城镇建设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到农村建设中去,不能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赶农民上楼。”这一意见对于制止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赶农民上楼”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农民上楼”指的是,最近一些年一些农村地方基层政府以“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 中)、新农村建设、农村土地整治、农村旧房改造、村庄撤并、小城镇建设等等名义,拆除散乱建设的农居,集体安置农民居住在小城镇和新农村规划区域内新建的 楼房,形成农村新社区。但由于一些地方仅仅以取得更多城市建设用地、加快工业化为目的,往往不惜采取强制措施,不仅常常损害农民利益,而且引发官民冲突, 导致了许多群体性事件。一个“赶”字形象揭示了此类事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不能赶”则宣示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鲜明态度。
但是,如果农民上楼不是被“赶”,而是自愿上楼,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事实上,早有学者和官员也得出了肯定的结论。2011年1月7日《华夏时报》报 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记者表示,对这件事情他也曾有担忧,但通过一些实地调查,发现它利大于弊;如果有好的规范性政策,它的好 处还很多。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农民对现代化作出了三次大的贡献,一是贡献农副产品,二是贡献农民工,三是贡献 农用地。没有这三次大的贡献,工业化“化”不了,城市化“成”不了。黄兴国认为,不能简单讲“农民上楼”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农民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好 了,家家户户都实现安居乐业有保障,农民还有什么意见呢?只要我们的工作符合人民的愿望,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很明显,之所以一些地方出现农民上楼的现象,是因为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阶段性特征。首先,农民上楼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延伸的表现,符合农民分享 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新期待。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中国人一向把住高楼看做是富裕生活方式的象征,现实中先富农村也是以农民住楼房为外在表现形式。尤 其是,据党国英调查,在迁村并居中农民和政府负担都不是很重,农民得到的政府补贴来自于土地增减挂钩时的新增建设用地出让款,最终出资者是市民和城市建设 的投资者。而且农民迁居新区以后,精神面貌和社区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有利于推进基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其次,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决定,大多数地方采取人口集中居住是十分必要的。现阶段出现“赶农民上楼”现象,正是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资源短缺所导致,恰恰 也说明让农民上楼是必要的。上楼本身不应当否定,问题只在于应当制止一些地方“赶”农民上楼的方式。事实上,在农业专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农民 集中居住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反而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可以为中国建设和农业生产节约出上亿亩的土地,新增建设用地则拉动了巨额投资。据党国英估计,若 全国在10-15年内做完这项工作,拉动投资25万亿左右,意味着今后20年中国将继续保持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可见,农民上楼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最终完成 和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都是极为重要的条件。农民上楼作为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它对城市生活方式中必需的工业品的需求是极为巨大的,它对中国工业 化进程的影响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在全局上则应当肯定农民上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现代化建设战略的高度,对农民上楼的区域布局、具体内容、方式、节奏等等作出战略规划,从而引导和支持农民“正确地”上楼。
第一,一定要把农民集中居住新社区规划与周边城市的建设规划有机衔接。无论是小城镇还是新农村建设规划,都应当充分考虑人口集中居住将带来加快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效应的可能性,把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的过程,规划为主动承接城市辐射的过程。
第二,一定要把农民上楼的规划与提升农村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的规划紧密结合。农民集中居住新社区,政府为这些社区提供应该提供的相当于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务创造了条件。应当尽可能高标准地建设农村新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第三,各级政府要为农村新社区建设提供多方面政策支持。政府除了必须履行为农村新社区提供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外,还应当对农村新社区建设提供规划设计、财政、金融、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帮助农村新社区与有关城市建立对口支援和合作关系。
第四,为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工作和生活留下空间。农村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将需要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农村田园风光也会吸引城市居民移居农村,因此 农村新社区建设规划应当为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之后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留下空间,尤其要积极创造条件,让那些在城市缺乏就业机会而农村发展又迫切 需要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