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率影响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反映的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权利分配方面的一种关系，主要是指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方面权利均等，即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

　　其实，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会涉及代际公平问题，这是由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决定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借助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的，生产资料除了有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劳动对象外，还有作为人与劳动对象的中介的劳动资料。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劳动资料的技术水平也逐步提高，如此又引起劳动对象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引起环境变化，而且也会不断积累生产能力。就前者来说，会产生围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代际公平问题，就后者而言，会产生基于生产能力积累的代际公平问题。

　　具体来讲，一国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投资，消费用来满足人们当前的生活，投资用来为将来创造收入。投资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当代人的消费，而且影响到后代人的消费，所以这又成为一个代际公平问题。不过，这种代际公平与围绕资源环境的代际公平有所不同，如果把围绕资源环境的代际公平所显示的当代人对后代人利益的侵犯看做正代际公平问题，那么，这种高投资引起的牺牲当代人的消费提高后代人消费的问题则可以看作逆代际公平问题。

　　高投资率的逆代际公平取向

　　在代际公平中，掌握选择权的是当代人，这容易产生正代际公平问题，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逆代际公平问题呢？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迅速工业化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把更大比例的资源配置到了投资上。改革开放后，通过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机制，而中国经济仍然落后的现实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消费拉动远不及投资拉动，因此，高投资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持续的高速增长又使得这种高投资进入了一个不断加强的惯性中，投资率变得越来越高。

　　其次，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是导致高投资的社会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机制逐步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相对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不断加强，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有所增加，压缩消费便成为降低这些风险的主要选择，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把收入的大部分进行了储蓄，从而形成了中国较为特殊的高储蓄率，并演化为高投资率。

　　最后，增长导向的政绩观是导致高投资的政治基础。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的引导下，地方政府都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实现赶超的主要手段，把争投资作为实现高增长的主要途径。这一增长格局决定了即使中央想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地方政府的反弹而难以实现。

　　中国经济的这种高投资率自然形成了逆代际公平的取向，即以压低当代人的消费来换取高投资和高增长，进而为后代人积累更高的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

　　以投资转型实现代际公平

　　高投资会引起对资源的高消耗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也会挤压当代人的消费而提高后代人的消费。解开这一双向影响机制的主要途径是转变投资方式，即从高消耗投资转向高技术支持的投资。同时还需辅以对消费和投资结构的调整。

　　保持一定程度的高增长仍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改变的趋势。按照经济增长的宏观均衡理论，实现增长的基本因素是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明显大于消费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更大贡献逐步让位于消费，消费变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宏观机制还没有完成由投资向消费的转换，因此保持一定的高投资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当前无法改变的选择，我们只能是设法实现投资的转型，即从投资的资源过度依赖向投资的主要技术依赖转变，同时适度加快对消费和投资结构的调整，也就是适度提高消费的比例。

　　如果能够顺利实现投资转型，使今后的投资较少地消耗资源，更多地增加价值以及居民的收入，这将会减轻目前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提高居民当前的消费。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种投资的转型？

　　获得由技术进步支持的投资增长，这是任何国家都想要实现的目标，但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这种转型需要建立在成熟的条件和有效的制度基础上。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推动投资转型的条件已接近成熟，这是由30多年改革开放及经济持续增长积累所获得的。目前影响投资转型的最大问题是有效制度的建立，包括投融资制度、技术创新制度、教育体制、政府职能等综合配套的制度体系。

　　（乔 榛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生产力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