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首先是一种心态，真正深入的“对外开放”往往发端于对自身的审视。最近，很多城市相继推出自己的城市精神口号，对这些力争反映城市个性的口号做一个梳理不难发现，“开放”及与之相关词汇的出现率很高，如南京的开明开放；杭州的大气开放  ；宁波的务实开放；广东的开放兼容以及上海的海纳百川与青岛的博大和谐……提出简明响亮的口号当然是要砥砺精神、彰显个性以求奋发图强，在入世10年后的中国，建设国际化、世界化的城市早已经成为强势的发展话语。

    仅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如果我们把290个地级以上城市看做中国大城市的范围，这就意味在中国60%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做“国际化大都市”。在地球表面上按照通常的标准可以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充其量就几十个，而中国的加入则要把这个数量翻几番。然而，当人们把面向国际资本、物流、人才的开放视为城市个性的标志和城市中兴的路径符号的同时，却进入了一种“视角的偏执”之中。

    “开放”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列强陈兵国门、力图救亡的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年代，百余年中国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洋的、东洋的技艺、制度、文化不断地吸纳、抵制、变通的过程。然而，这种国家危亡下“急就章”式的对外学习，往往是学了很多样式却忽视了背后的内涵，最后搞得发生“排异反应”。这样的遗病到如今仍不少见：建筑的式样学到了，精益求精的质量要求和管理方法却被忽略了；制度设计很像了，但制度所依赖的文化土壤却相差甚远……一位社会学者谈到，我国很多开发区建设中往往要拆毁年代悠久的文化遗迹，而在文明发达的城市，人们很难想象为了要一个宏大的目标可以伤害当地居民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开放，总归是一种学习。有形的建筑、规划，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经济指标总是容易学来的，难学的是无形的。前些日子有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个国内学者去纽约（这可是座实实在在的国际大都市了）访问，竟然发现负责接待的官员是个残疾人。这位官员与他分享了纽约对残疾人就业的观念，“有些人觉得残疾人影响形象，实际上最能代表国家形象的就是所有公共窗口都有残疾人在服务，这证明国家尊重和保证人权” 。这样的回答相信会让我们一些整天喊着要学做国际大都市的官员汗颜吧。可能我们的城市与所谓“国际都市”的差距越来越不在光鲜的金融机构、超星级酒店乃至耀眼的经济总量上，而是在细微处的政策设计、在从当政者到黎民百姓的心态、在文化的宽容程度上。

    欣慰的是，一些主政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前不久，汪洋书记精炼地概括出广东省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建筑洋了，特色没了；城市大了，空间小了；人口多了，交往少了” 。他建议城市的公共体育场所应该多向市民开放，应该在更多的社区里成立社会组织促进居民交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汪书记当然不是无的放矢，3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沿海一线城市积累了巨大财富，然而重对外开放忽视“对内开放”、重经济轻社会、轻人文的发展路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化弊病。前不久发生在佛山震惊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与其说是社会道德事件不如说是大城市病的一个悲剧缩影。一个人情冷漠、缺乏信任的城市当然不是我们要的开放城市。

    也许，只有当一座城市——不管是否自诩为“国际都市”，都能体验到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能让那些内置歧视的种种闭锁消泯、能让普通人在诚实的劳动后真正享有城市繁荣成果，一个以自信姿态海纳百川的城市才真正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