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已于前日正式启动。国务院新闻办透露，40天时间内，将有31.58亿人次流动，中国历年春运中出行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媒体称这等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与此同时，交通部门尤其是铁道部也像往年一样成为舆论焦点。

   春运是一个交通问题吗？当然是。但是，春运问题又不只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交通问题。“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背后，有中国经济模式与城市化路径选择的真问题。

    “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本来并非什么坏事，甚至还是一件好事。因为客流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经济的繁荣。在计划体制下，当人口都被牢牢束缚在单位制和农村土地上，自然没什么人口流动，也就没有客流如潮，更遑论春运难题了。市场经济的推进，回家过年的传统习俗，让春节期间的客流喷涌，是可想而知的现象。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期间，想必也会有类似的客运高峰。

    问题在于，我们的“春运”成了一个难题，以至于市场规则也对它无能为力。这个难题，难就难在庞大的农民工数量高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相对于31.58亿人次来说，这个量级不算庞大，但这部分候鸟式的人群，是长距离运输的一大主体。春运期间，短距离客运并不难，长距离客运才是难题。铁路作为长距离、大容量、相对便宜的交通运输手段，因此成为难题中的众矢之的。

    春运困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愈演愈烈。长期以来，中国践行以出口拉动为重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东南沿海率先开放的格局下，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从西向东流动。劳动力的生产要素越来越自由，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却没有随之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和户籍制度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而齐头并进。这种城市化路径的选择，其正面意义在于，避免掉入拉美和印度那种两极分化严重、贫民窟遍布的城市化陷阱；但从负面看，则意味着我们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却不愿为他们的其他部分埋单。这些部分包括自由进城、平等的国民待遇。春运难题背后，实质是农民工在承受着某种牺牲。

    显然，春运不只是一个交通问题，也就不能头痛医头。从根本上讲，春运难题的解决，是要尽量达到供需平衡。但是，按春节期间客流量来大幅增加运能供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因此，必须减少春运需求，尤其是长距离需求。而“涨价学派”所鼓吹的自由涨价手段，治标不治本，减少的只是暂时需求。中国特色的春运需求本身，除了正常的回家过年需求，还有过去经济增长模式和城市化路径催生出的巨大畸形需求。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提速的拐点。这是解决春运难题的必由之路。如果仍然把春运难题局限于交通上，就是刻舟求剑。经济转型，意味着区域发展格局改变，产业由东向西雁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可能；同时，随着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入城安家落户。斯时的春运，即使全国人口仍然“整体迁移两次”甚至三次，也只是一个客运产业的经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