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年快到了，到我家帮忙的保洁大姐问我，春节回不回新加坡去，我说当然回家，这可是华人最大的节日。

　　大姐的户口在湖北农村，她说不想回家，因为每次回去都得买这买那做人情，要花上几千块人民币，还会和小姑子怄气，给自己带来一身晦气。

　　我称她“大姐”，其实她只大我两岁，我们年龄相仿，但人生经历相差很大。

　　大姐在农村长大，从小只能穿哥哥穿坏的旧鞋子，17岁才穿上人生第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鞋。还好，爸爸疼她，让她有机会念到小学二年级，认识些字，但不会写，能看懂手机短信，却无法回复。

　　大姐很早就嫁人了，生了两个小孩后，约10年前和老公一块到北京打工，但老公不幸于五年前病逝，她得一人在北京赚钱供两个儿子在湖北上学。

　　每次接触到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农民工进城的课题时，总想起这位大姐，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中国30年来发展全景的某一角。

　　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贫穷到还过得去，从第一产业务农到第三产业做保洁，大姐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属性不断改变。我好奇的是：到底是现在的生活好，还是30年前好？到底是在北京生活好，还是回老家好？到底是城市好，还是农村好？

　　答案可浓缩成：经济上变好了，但幸福感减少了。

　　中国改革开放带动农民工进城，确实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大姐的第一双鞋子就是在中国开放之后的第七个年头买的。她说，农村太穷了，没剩多少田地可耕种，她现在在城市能多赚点钱，经济上自主却也拮据，得为孩子的学费操心。城市的空气和水质不如乡村老家好，长期和孩子分开也让她感到很无奈。

　　大姐是矛盾的，城市已成她重要的经济来源地，但她心理的归属又不在城市，回农村老家去赚不了钱，可她还惦记着与家人及土地的联结，因而成了典型的“半城半农”的混合体，又或“非城非农”的边缘人。

　　像大姐这样的农民工，中国大概有2.5亿，他们大多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即成为城市中的“非农就业人口或常住人口”，但无法分享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包括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公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不过，“半城市化”人口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城市化”人口，就养老保险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为63.1%，“半城市化”的为30.2%，后者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此外，有超过60%的农民工面临家庭成员分离的痛苦，有的是夫妻不在一起，有的是夫妻和子女分开，这种以家庭成员分离为代价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无法维持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

　　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带来成果与考验，农民进城可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但也可能因劳动报酬争议而引发“罢工潮”。城市高速扩张可刷亮GDP数字，但也可能造成各种环保问题。最终各种社会矛盾将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而涌现，给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构成挑战。

　　要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至少要让“农二代”把城市当归属。这涉及的不仅仅是户籍问题，而是制度性的管理观念和治理思维。

　　当城市化的素质跟不上速度时，各种城市病都会冒出来，加剧人与人、人与环境、官与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经济经历30年如火箭般飞快发展后，提升城市化的品质和改变社会管理思维应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