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有些事儿是否真是团委所为，重庆某大型台资企业的机械维修工陈玉清“认定”近来他所在的农民工集宿区的几桩大事儿“一定是团委的人”给办下来的。

　　宿舍区时不时停水、停电的情况得到缓解，宿舍区没有平价食堂供农民工吃饭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这两个问题，正是两个月前，“团委的人”到宿舍了解情况时，陈玉清当场提出的。

　　“不是团委，还能有谁？一来，除了他们，过去从没‘政府的人’进过我宿舍；二来，这些问题我早就向公司、物业反映过，从没人给解决过。”陈玉清至今仍说不清那天究竟是哪一级团组织的哪位“领导”进了他的宿舍，只记得对方是团委的，戴着“标记”（即团徽，记者注），而且是来与农民工“面对面”交流的。

　　这个过去与团组织几乎毫无往来的21岁进城务工农民心里，如今嵌下了一枚团徽。

　　全国各地团组织“面对面”活动基本大同小异，无外乎一份问卷，一趟调研，外加若干场座谈。但在重庆，同样的工作，有了更加丰富的“外沿”——调研、座谈不只是“一锤子买卖”，团组织在“怎么聊”、“聊什么”上颇费苦心，食堂、宿舍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必游之地”；“干聊”还不够“解馋”，团组织在“聊完怎么办”上下足功夫，每聊一处，都力争为“被聊者”解决实际问题。

    去同一家工厂调研同一批人，为啥要跑三回？

　　这已经是重庆市九龙坡区团委书记邓立往区里某家机械制造公司跑的第三回了，她心里估摸着，那里的20多名25岁至35岁的外来青工已经“快被烦死了”。

　　这一次，她做了充分的准备，相信不会再“冷场”了。要知道，前两场调研座谈分别只持续了40分钟，“基本都是团干部和同去的工商、卫生部门的人在那儿‘干谈’，青工们只是‘嗯啊’答应两声，我觉得没啥成果。”

　　没有效果，邓立开始“反思”，为啥普通青年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为啥轻松的“聊天氛围”愣是创造不出来？

　　再次来到工厂，邓立带头换了一身便装，叮嘱个别执法部门人员“千万不要穿制服”，“大家必须随便点儿。”座谈会开始前，她刻意增加了“游戏”环节，所有人不论级别高低、岗位差异，全都在一起玩“抢凳子”、“跳大绳”。

　　“先玩到一块儿，再一起座谈。”这次座谈，邓立感觉好多了，不算游戏时间，足足聊了两个小时，而且主要由青工们发言。

　　团重庆市委权益部干事潘毅也在为类似的问题发愁。去企业与一线员工接触，实在太难了，“除了青联、青企协的老总，其他企业主基本不搭理我们，谁也不愿意花时间、费精力去给你组织人来座谈。而且一线员工都是按件计酬，跟你座谈，对方觉得浪费时间。”

　　潘毅还从未干过如此“没谱儿”的事儿——这天中午，他要带着团市委干部、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团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同去农民工食堂，“不知道能不能抓到愿意聊的工人。”

　　为保险起见，他不得不使出“送新年礼物”这一招儿，给每人兜里都塞上一堆巧克力，“一边跟工人聊天，一边送些巧克力给对方吃。”

　　今年“面对面”活动开展以来，潘毅发现，重庆各级团组织的工作方法发生重大改变。不仅往企业跑上若干趟的团组织“大有人在”，而且团市委一样直奔农民工食堂、宿舍的团组织也不在少数，“调研是个技术活儿，不能拜托几个青联委员发发问卷就草草了事。我们在关注‘怎么聊’、‘聊什么’的同时，也能转变自身的工作作风，在农民工群体中提高团组织知名度。”

     “面对面”只是“开始”，后续跟踪费思量

　　重庆市丰都县政协社法委主任古小弘今年也参加了团组织搞的“面对面”活动，不仅如此，他还把民政局、关工委、宣传部、教委的相关工作人员一同拉上，参加团县委组织的调研。

　　这种做法，一方面能方便团委在包揽全局的情况下，写出更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另一方面，也能为后续的“提案、议案回复”做好准备，“职能部门的人都一块儿跟着去，有些问题当场就能回复和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让他们心里有个数，回头好好整理、讨论，看看将来怎么办。”

　　今年，重庆团组织与全市各级人大、政协通力合作，共同开展重点提案协商、联合视察、专题调研，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不仅如此，团组织内部，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后续跟踪”服务体系，为的就是解决“聊完怎么办”的问题。

　　九龙坡区团委书记邓立是一名老团干了，在她看来，“面对面”活动绝不能演变成团组织一年一次的“一锤子买卖”，“应该好好利用‘面对面’这个载体，它不仅是一个团组织在两会上集体发声的机会，其调研过程，更是一个提升共青团在各类青年群体中影响力的好机会。”

　　在团重庆市委“面对面”活动指导意见的前提下，九龙坡规定：直属28个团组织负责人每年联系100名普通青年；非直属团组织，如“两新”团组织负责人，每年联系50个以上普通青年；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志愿者每半年联系10户以上农村青年家庭，并且必须帮助解决至少一个问题。

　　一名在“面对面”活动中与邓立结识的18岁KTV服务生令她印象深刻，“胡子拉碴的，不爱主动发言，别人发言时他却喜欢插嘴、补充。”活动结束后，邓立私下里与他单独聊天，男孩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就是一门心思要留在城里。但只想过要留下，却从没想过要怎么样才能留下。”

　　一次“礼仪培训”的机会，邓立给他打了电话，邀请他参加。培训结束后，小伙子给邓立发来短信，“我终于知道领班为啥总是不提拔我了，我自己做的确实有很多不足。”

　　在邓立通过“面对面”活动联系上的100名普通青年中，能像这个男孩儿那样与她保持两次以上较频繁联系的只有大约40人，“一次‘面对面’本身的成效其实不算高，聊一次天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如果能有长期的联系，能帮助一个是一个，久而久之，成效一定会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