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过了两年，到了女儿崔佳已经四年级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一起到北京打工，那是2003年。刚来的时候，工作很不好找。吕永阁丈夫总呆在家里心理压力很大，自己到私人办的职介所去找工作，交了50块钱，过了很长时间也没答复，最后被介绍去房山一个砖厂，北京的亲戚说千万别去，肯定是骗人的。

    夫妻刚来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老家的女儿和老人要花钱，城市生活的成本又要比农村高很多。在这样的艰难中徘徊了几个月后，丈夫在邻居的帮助下开始在一个单位的食堂做饭，吕永阁当过一段时间保姆后，在北京姐姐的帮助下在清洁队工作。

    农民工群体，常是游离在城市社会保障系统的边缘。在很多打工者聚集的社区，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情形：亲属之间的相互接济、照料成为打工者们最坚实的生活保障网。刚开始打工那段时间，丈夫每个月挣630元，吕永阁每月挣730元。在吕永阁夫妇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在北京打拼几年姐姐的雪中送炭，让她们挺了过来。从女儿崔佳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学费都是姐姐出一半，吕永阁出一半。

    在北京这几年，搬家成了另一个主题，用居无定所来概括吕永阁夫妇的生活并不过分。吕永阁也记不清刚来的时候搬过几回家了。最开始是住马连道的地下室，但空气很不好，小儿子出生后，不得不再找房子。

    因为工作的清洁队负责北京西站一带，吕永阁一家几年来就在马连道一带民房区里进退辗转。而这样的辗转往往是随着拆迁不断地后撤。很大程度上，吕永阁一家的搬迁史也折射出北京的城市推进史，吕永阁记得2003年刚搬到西站南路那边的低矮石棉瓦屋顶民房时，附近还种着庄稼。之后，大规模的拆迁先是推进到马路西边，吕永阁夫妻就搬到马路东边，而拆迁也随着推了过来。2006年吕永阁回老家三个多月，回来后发现之前还是大片工地的地方，已经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全然辨不出以前的模样。

    不管是在丰台、大兴一带的南城，还是在海淀、昌平一带的北城，像吕永阁这样的农民工群体家庭随着北京的扩展而步步后撤。原来的城中村变成靓丽的住宅楼，然而泡沫般膨胀的房价和租金是普通打工群体绝难承受的。他们不得不在拆迁线的边缘寻找生存的空间。吕永阁们频繁的搬家也从另一个有些苦涩的视角见证着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几平方米的石棉瓦屋子、一张床，屋外加起的锅灶就是她家的全部家当了。而他们住过最难堪的房子是一个大通间用高粱杆泥墙隔开。那所谓的墙，只要用手一桶就能窥到对面。

    在姐姐的帮助下，吕永阁最终在太平里小区一间顶层阁楼里找到安稳的栖息之所。然而，队里工友的居住条件这几年来仍没有太大改善。工友中租的最贵的房子是700块一个月，头对头能搁两个小床，中间拉一个帘子。工友的母亲住在一侧，工友和孩子、老公住在另一侧。其他大部分是住在城郊村的石棉瓦民房或者地下室，有的还住在阴冷、闭塞的地下室二层。也有人住在郊外由废旧汽车改成的铁皮房子里，到冬天连炉火都升不了。吕永阁说，因为队友们整日干的活很脏，在家里又没法洗澡，一到夏天身上味儿就很大。

    住房条件差是一个方面，住的远又是另一个方面。吕永阁队里的很多工友都住在五环以外。有一个工友住在一个小区的17层顶楼，凌晨要上班的时候，电梯还没有开，他要走下17层，再骑上一个小时自行车来上班。

    住房问题对于来到城市的打工群体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是真正融进城市的开始。来到北京近十年，仍然蜗居的吕永阁说“要是给我一间房，能长久地住下，就感觉家真是在北京了。”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推进廉租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但这些住房主要是面向本市户籍人口，而整个房地产市场偏离市民实际购买能力的大背景直接拉动了租房市场的火热，这些都加剧了像吕永阁这样的底层打工群体安居难求的困境。这也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痼疾。以珠三角为例，该地区农民工有50%的人居住方式是依附性居住：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员工集体宿舍、或干脆在工作场所居住。剩下的超过40%的流动人口则居住在以城中村、城郊村为主体的租赁房中，大部分地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不到位（蔡禾、刘林平、万向东，2009）。由于近年来城市房价飙涨，绝大部分农民工买不起城市住房，而各地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性居住安排（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近年来的公租房）基本上只针对本地城市户籍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