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早已深入人心。就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而言，从“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真正实现“合理、稳定的城市化”还有多远？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进面临四大障碍。

　　户籍制度

　　“等我攒点钱，就准备学个手艺，到理发店，再攒点钱，争取自己开一家店。”刚从工地下来、满头灰尘的农民工小李，略带羞涩地讲述了自己的理想。“不想回老家吗？”“回去干嘛，既然出来了就要在城里站住脚。”他坚定地回答。

　　“两会”期间，来自甘肃的赵永康说，希望代表、委员们能够关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待遇问题。记者 郭晨/摄

　　小李所代表的年轻农民工群体被外界视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在城市创业的理想，但是他们自身却似乎与城市还没有完全联系在一起。

　　今年9月以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先后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现有的城市化只是一种“半城市化”或者“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得不到同样的身份待遇，如何去获得最广泛的城市认同感呢？“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中国城乡之间的鸿沟就难以逾越。”研究学者们如是道。

　　资源分配

　　谈及农民工话题，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资源分配中，农业始终没成为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农业被现代化浪潮越抛越远，至今无法成为现代经济中的顶梁柱，无法创造符合现代社会的就业机会，无法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财富。数亿农民之所以离开家园，就是因落后的农业不能提供更多机会。

　　在基础设施方面，一些亟需解决的基础设施如乡村公路、农村电网、水利灌溉设施等供给短缺，造成了农民行路难、用电难、用水难等困境；在教育方面，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医疗卫生方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规模小，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和体系整体滞后于城市。

　　“总体来看，中国用于发展的资源其实是初级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表示，从城乡资源分配的众多不合理可以归纳出，过去30年中，我国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付出昂贵代价。

　　高房价

　　有人说，“80后”好几代人要倒在高房价面前，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无论国家统计局统计房价涨幅如何调整，现实生活的楼盘价并没有给人们多少调整的机会。当“70末”、“80后”走向社会时，面对着居高不下的城市房价，是拖上父母将几代人的积蓄购置一套城市小居，还是回家乡免去长期为贷款奔波之苦？这既是个人的困局，也是城市发展的困局。如今，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房价也正在崛起，且远远超过当地居民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我国居民有购置房产的习惯。而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是在食用城市“未来的午餐”。

　　在众多中国学者眼中，“高房价”已是伪城市化的“杀手”之一：因为现在靠土地财政的发展的所谓城市，城市本身现代化尚且遥远，但房价却“一枝独秀”，所以改变不了目前的这种高房价格局，中国城市化的的道路必将是既阻且长。

　　环境污染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五分之一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美国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赞助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迅速的城市化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从1979年开始，每10年白天表面平均温度升高0.05摄氏度，而夜间表面平均温度升高得更快。

　　城市化不等于污染扩大化，城市化的初衷就包括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污染的最小化。如果环境污染不能得到解决，城市化的道路依然前景堪忧。(特约撰稿江工)

　　外媒支招：城市化，应该“再柔软一些”

　　农民工、住房、环境……在城市化进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外媒建议中国建立整合的改革政策，走出健康、人性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也吸引着国际舆论的目光。

　　英国《金融时报》把中国城市化进程形容为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实验”。而按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说法：伴随城市化的巨大农村人口的转移使中国没有案例可循，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诸如住房短缺、工资低下、犯罪率激增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重要课题。

　　“能否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近年来经济持续飞速增长的势头。”美国《华尔街日报》坦言。

　　“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福利”

　　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铺就50亿平方米的道路，建造170座快速交通体系(是目前全欧洲的两倍)；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将会拥有5万栋摩天大厦——这相当于每年建造2个芝加哥城。

　　无疑，“城市化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的一个补救方法。”但《华尔街日报》接着表示，中国城市的主要“生力军”之一——“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所限，无法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他们也很难参与扩大中国的内需。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香港《南华早报》同时也注意到了“高房价”等阻碍农民工进城的障碍。“棚户区不能称之为家，”该报说，地方政府应该按规定留出70%的现有土地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翻新棚户区，建造普通住宅。

　　“如果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且愿意这么做，它们还是能做到的。”《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廉租房，使他们能够和家人一起，在城市里扎根；其次把大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向农民工开放，以解决医保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最后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引导官员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

　　要为这些措施埋单，外媒建议，“征收房地产税”可以成为方式之一。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房产的市场价值来征税。有了这笔钱，便可以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服务。

　　“新土地改革可能难以避免”

　　房地产税所牵涉的，正是中国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另有外媒建议，由于中国税制结构不成熟，征收房产税不如征收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与城市土地相比，中国耕地的流失更应引起关注。

　　法国巴黎银行主管弗莱德里克·赫维特说，中国过去8年中每年损失1%的耕地，相当于荷兰和比利时两国国土面积的总和。

　　这些流失的良田、草地和林场被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所取代。印度《新喀拉拉邦报》引用印度有关专家的话说：导致中国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几乎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都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不拥有土地，而将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再由国有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则意味着“利润”。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出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建议说，中国需要让土地“流转”起来。郑永年表示，鉴于很多农民已经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这部分的土地或其使用权就需要“流转”给其他人，以期达成农业的规模经济。而在“流转”过程中，城市居民要从“房奴”或者“蜗居”解放出来，也可考虑获得“流转”土地。不过，“流转”之前，须先提供给农民足够有效的土地保护机制。

　　“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的改革政策，必将带来一场大改革，彻底改观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郑永年说。

　　“用城市生产率取代GDP”

　　而与开发相伴的能源需求和环境污染，引发的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也引起了外媒注意。

　　路透社指出，“欲速则不达，犯错将在所难免”。这主要是指，“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些城市还没有机会自然地内生成长，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城市将十分杂乱无序”，文章并称，“官员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节能或生活质量问题，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建设再建设”。

　　美国媒体预测，中国城市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可能增加一倍；对水的需求可能增长70%至100%。由此，《联合早报》感慨，在新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中，中国应该反思现有城市化模式的缺陷，回到城市化原初的出发点，把人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让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柔软、柔软、再软些”。

　　具体措施上，麦肯锡全球学会高级研究员则建议用“城市生产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把国有和民营企业能将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效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加强对资源需求的管理，不能简单地根据需要建设供应设施。比如，通过引入高峰电价上涨、放开汽油价格、采用节能技术等措施，使城市能源需求增速减缓，可能对石油的需求每天降低400万桶以上。

　　美国《商业周刊》已发现，这种综合性的“城市生产率”模型在中国部分城市已有借鉴和应用。比如，武汉自2006年以来推出了先进透明的绩效管理体系，使单位GDP能耗降低了4.5%。

　　“当然，中国的新城市经济要想长期持续地发展，需要有一大批中国城市采取提高城市生产率的措施，而不能仅仅是其中几个有远见的城市。”美国媒体称，“现在就落实这些措施要比未来才试图解决问题要付出少得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