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暮色初降,由北京驶往河北赤城县的大巴在八达岭高速上随汽车长龙缓缓而行,大多数乘客沉沉睡去。但很快,他们先后醒来,紧紧抓住前排座椅的靠背——离开北京地界后,通往赤城的低等级公路让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晃。
这段180公里——本可缩短为110公里——的旅途清晰折射出北京与赤城的差别:一个是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赤城县南接延庆、东邻怀柔,与北京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近的双方的鸡都可以互相串门,对面谁家吵架都听得一清二楚。然而,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却不是迈过作为界限区隔的那座小桥、那道田埂、那块界石、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
如今,6年过去,“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嫉妒与不满广泛存在。
从东京到上海,从巴黎到伦敦,从纽约到芝加哥……综观全球,依托特大城市的辐射能力而形成特大城市经济圈/带,是全球区域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无论是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还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是特大城市经济圈的典型代表,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非常大,但在环首都经济圈里,却出现了这样一个环首都贫困带。北京何以孤独地繁荣着?
然而,庞大如北京这样的城市,又决然不可能孤零零凭空生长出来。那么,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环首都贫困带”如何走出贫困?
1.一界之隔,穷富云泥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12月19日中午,赤城县新华大酒店火红的彩虹门映出喜气洋洋,一场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彩虹门下却聚集着十来个特殊的“客人”——讨喜钱的乞丐!
“最多的时候,有次婚礼去了70多个乞丐。”赤城县委一位官员有些惭愧,又有些愤怒地说。
这矛盾而讽刺的情景,残酷地刻画出赤城贫困的一面。
据赤城县扶贫办主任李贵忠介绍,截至2010年底,该县有170个贫困村,贫困人口8.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34.6%。县境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120个村未完成“村村通”工程。不少贫困群众还是住旧房、没新娘、种“棒棒”(玉米)、晒太阳。有些土坯房,夏漏雨、冬透风;粮食基本上是靠天收,灾年只能靠救济为生;不少群众平日连豆腐都吃不起;上医院看病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果按照今年11月30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确定的2300元的新贫困线,赤城只有4个乡高于这个标准。”李贵忠说。
赤城南部4个乡镇与北京的延庆接壤,甚至延庆的一部分村庄就是从赤城划过去的,父母户口在北京、子女户口在赤城的现象并不罕见,至于赤城姑娘嫁到延庆的就更多。也因此,这里的人们对北京与河北贫富差距之大体会最深。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风俗习惯相近,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3%!
“刚解放时,我们这边比紧邻的北京郊县日子要好过。”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介绍,虽然赤城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但土地比延庆多,能填饱肚子,延庆的姑娘都往过嫁,“现在人家谁还往这嫁?”
赤城县郭家夭村,原有37户95口人,现在村里常住的只有40多人。其中30岁以上、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村民就有12个。也因此,当地流传着“山绿水清风光好,只见大哥不见嫂”的笑话。相反,赤城人都希望自己的姑娘能嫁到北京。
在赤城一个叫做二炮的村子,一户高姓人家嫁到北京女儿的幸福生活曾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人家高家闺女年下回娘家,一家子是开着桑塔纳窗体顶端来的,人家闺女给带的礼品都是讲究的,亮晶晶的瓶瓶,透透亮的罐罐;人家给爹妈钱,一给就是几千元……”
对于官员们而言,最直观的是工资收入比较。李贵忠说他的月工资是2200元,“只相当于延庆一个村支书的工资水平”。
这样对比鲜明的例子,似乎无处不在。“连北京那边的树栽的都比赤城多!”赤城扶贫办一位官员说,延庆那边村支书的工资比赤城乡镇书记的都还高,“人家都不知道‘扶贫办’是干啥的”。
巨大的差距,引起了当地干群的心理不平衡。赤城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和毗邻县区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当地群众心理影响很大。因为羡慕毗邻地区农民的富裕生活,一些深山区低收入群众非法种植罂粟,且屡禁不止;个别不法分子甚至跑到邻近县区偷盗、抢劫,扰乱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首都地区的和谐和稳定。
不仅仅是赤城与延庆,滦平与密云之间,涞水与房山之间,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条马路紧相连,一个界碑两重天。
更糟糕的是,整个“环首都贫困带”与北京周边郊县的差距在过去十年都在拉大。
据统计,2001年,“环首都贫困带”25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京津远郊县区的1/3、1/4、1/10。而到2009年,首都周边这25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不足北京周边县(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
2.缺乏产业调整自主权
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
赤城县发改局一位负责人认为,赤城和延庆的差距主要在政府转移支付等各项政策方面,“延庆享受北京的政策补贴太厉害”,“赤城和延庆存在明显的政策鸿沟”。
比如,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同样是护林员,延庆的月工资能到1800,而赤城只有五六百;延庆的孩子上学、老年人坐车,都是全免费,赤城174个村公路都不通;同样是交医保,报销上限不一样……从就学就医到养老就业,差别无处不在。
“这导致紧邻北京的几个乡镇动员参加医保的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一位曾担任东卯镇副镇长的官员说,“人家是要给的补贴都给全了,咱这儿是没钱补。”
2010年,赤城全部财政收入为6.3亿元,延庆9.9亿元,差距不是太大;但赤城可用财力为5.7亿元,延庆却高达60亿元!
另一项让赤城乃至整个河北省官员、学者感到不平的是,包括赤城在内的“环首都贫困带”25个贫困县——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为了保证首都的供水和生态环境,而被限制开发。比如,在这些地方山区全面禁牧,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大规模关停高污染企业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和周边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脱贫致富困难。
以赤城县为例。赤城是河北省的资源大县,境内矿产、水利、林牧业资源都很丰富。其中赤铁矿和磁铁矿储量均居全省第二位,沸石矿储量居亚洲第一。但是,由于赤城地处北京的上风上水区,供应了密云水库53%的上游来水,近几年,赤城县对资源开发实行了限制政策,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
畜牧业曾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占到很多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然而,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这些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几个畜牧业为主的乡镇,居民收入出现下降。
赤城县官员给记者算了笔账:禁牧前一家养2头牛、20只羊,按现在一只羊一千元计算,年收入轻松过万,如果劳力多,四五万也不是问题;但禁牧之后,只能舍饲养殖,有规模才有效益,投资大,普通人家根本养不起。”
2006年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
不仅是赤城,张家口很多官员都难以忘怀那些曾经效益良好却被迫关停的企业:化肥厂、造纸厂、水泥厂、预制板厂、纺织厂、金银矿……从“九五”期间开始,关停企业就开始了。
“有的是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要求停产,停产之后就再不批新开工;有的是直接要求关停。”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张家口只要想上一些大一点的污染项目,北京很快就会知道,基本都会黄掉。他至今还为效益颇佳的逐鹿造纸厂的关停而惋惜,环保部的领导一来,“一句话,就关了”。
在当地的官员看来,从发展规律而言,污染企业的关停是必须的,只是,作为落后地区的张家口,因为地处北京旁边而使得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根本不是自主的,只是配合北京的调控节奏,导致旧的产业去了,新的产业却没来,这为地方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3.博弈生态补偿
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
“一直以来,赤城县都在保卫首都、服务首都,付出的很多,却没沾上北京什么光。”赤城县发改局一位官员的上述抱怨,差不多成了很多河北官员、学者的“标准口径”。呼吁北京对张家口、承德等供水区域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也已呼喊多年,至今不绝。
在2005年之前,这一呼吁一直未变成现实。“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早期河北的这种诉求只是单方面的,并未获得北京的响应。
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关于“环京津贫困带”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京津冀三地联手建立跨区域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的建议,以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
当时出席亚行报告发布会的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曾悲观的认为,这个示范区的成立并不现实,京津地区环境资源的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如果让中央完全把它养起来,养成一个现代化的示范区,目前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的;拿北京市来说,用多少水,给多少补偿,也是不太现实的。”
不过,事实比郭庚茂预计的要乐观。2006年10月11日,京冀两地政府在北京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
该《备忘录》确定,京冀两地分两期合作实施密云、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北京市按照每年每亩450元的标准给予“稻改旱”农民“收益损失”补偿。从2005年至2009年五年内,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承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
此外,依照这份合作文件,京冀双方将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双方联合向国家申请扩大河北省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加大对国有林场的支持力度;双方共同规划密云、官厅上游生态水资源保护林建设项目,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十一五”时期北京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丰宁、滦平、赤城、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展保护林范围。
从赤城县发改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调研资料中也可看出,上述《备忘录》中提到的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均按计划进行。时至今日,北京市对“稻改旱”的补偿标准已提升至550元每亩,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也已进入第二个项目期。此外,北京还在张家口、承德的一些县不定期地安排一些二三百万元的合作项目。
“这点钱杯水车薪,但政治意义很大——北京关注这些地方了。”张家口发改局一位官员认为,“十一五”期间,北京在生态补偿方面开了好头,但力度不够,“十二五”要加大支持力度。
据这位官员透露,不久前召开的张家口市党代会曾提议,将“稻改旱”的补偿标准提高至800元/亩。而赤城县领导则希望将目前每吨水0.2元的补偿标准提升至与“南水北调”相同的2元/吨。
“生态示范区建设,涉及到利益分配,双方肯定会有博弈。”2005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的汤敏认为,生态补偿如何进行,需要试验,“这是很长时期内形成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时间。”
“补偿不可能持续太久。”张家口市发改局一位官员则认为,靠北京补偿,也不可能彻底使这些贫困地带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