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首先需要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将上海建设为现代服务型国际大都市，意义重大。

　　以“4个70%”为目标

　　先进的服务业是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集中表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源。目前，许多服务型国际城市的服务业达到了“4个70%”，即服务业占经济总量达到70%左右，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70%以上，经济增长的70%来自服务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70%。相比而言，上海服务经济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现代服务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小。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服务业占GDP比重都超过80%；2010年，上海服务业占GDP比重则为60%。

　　二是服务产业结构偏低。在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呈现出附加值高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如1987年，东京CBD（中央商务区）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为77%。上海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市就业人数比例偏低，同时，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较高，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信息咨询、金融、法律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例较低。

　　三是服务业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目前，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为52%，与全球发达城市的70%甚至85%相比有不小的距离。此外，上海生产者服务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较低形态，这不仅抑制了经济增长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也造成了与制造业的“脑体分离”。

　　四是服务业的辐射范围较小。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GDP分别占各自国家GDP的22%、24%、26%，现代服务经济发达，辐射能力强。2010年，上海GDP占全国的4.3%，这与我国幅员辽阔的国情相关，但也会弱化上海经济的区域辐射力。

　　五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政策约束。法律制度或政策壁垒会增加服务业内部的隐性进入成本，影响服务业突破本土化的要求与服务业可贸易性的特征。

　　提升现代服务业国际话语地位

　　实现产业服务化和总部化，是城市将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仍持续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上海“四个中心”的定位中，金融、航运、贸易均属于服务业。将城市经济转型、结构升级融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国际话语地位，是打造上海现代服务型国际大都市的重要路径。

　　第一，提高航运服务业话语地位。国际航运市场发展的话语权现在欧洲。伦敦航运服务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伦敦及周边有超过4000家公司为国际航运界提供全球种类最齐全的专业化航运服务，控制了全球船舶融资市场的18%、油轮租赁业务的50%、散货租赁业务的40%和海上保险业务的23%，集中了全球船东保赔协会67%的保费，是全球无可争议的航运定价中心和管理中心。目前，上海航运硬实力已经超过伦敦，在港口规模、集装箱码头设施与装备的先进程度、装卸效率上跻身世界一流，但上海的航运服务功能与伦敦相比差距明显。上海高附加值航运服务业集群的发展环境尚未形成，国际影响力较小，在全球各类航运市场份额基本不足2%。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进程中，应大力发展与航运配套的金融、保险、管理、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提高上海在世界航运界的话语地位。

　　第二，提高金融服务业话语地位。金融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有重要的融合与支撑作用。相反，金融服务业缺失话语权，则会导致我国在制造业上缺乏“定价权”，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具有较强的金融资源吸引力。但目前，上海在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环境建设、金融中介机构、金融人才基础等诸多软环境方面还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差距较大。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应紧紧依托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有利时机，优先发展与生产联系紧密的金融服务，吸引金融资源向上海集聚，培育一批中国的 “高盛”等顶级投资银行，提高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地位。

　　此外，建设上海现代服务型国际大都市，还要科学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加大对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这包括，确立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重点加快现代金融业发展，吸引各类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集聚，打造亚太生产组织中枢与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提升港口航运配套服务业水平，培育、聚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服务中心及服务贸易重要基地；给予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支持，加快制定和完善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建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利用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特性以及它对现代制造业集聚在空间上的协同效应，实现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化、消费者服务业连锁化和标准化；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努力形成灵活的人才引进、培养和保障机制，制定高端服务业人才评价标准和人才需求目录，强化人才奖励，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给予高端服务业人才激励政策和保障制度。

　　（作者分别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