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判断，数位经济学者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为了适应城市人口比重超过农村这一新形势，国家应该尽快在社会政策方面加以配套，以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说，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结构变动弹性很大的阶段，仍然充满着机遇。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动力。而城市化推动、国内消费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推动，将成为未来二十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

　　“我们今年总报告的主题就是城市化引领新成长阶段。”李培林说，今年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一个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而是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说，城市化将继我国工业化之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

　　然而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中国城市化的进度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有一部分人口会随着经济增长在城市与乡村间不断移动，这也充分表明我国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仍有很多消费需求在等待创造。但是经济增长不能光是数量扩张，还应该是质量的加强。我国现在面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较大压力，因此将来一段时间怎样解决新生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这部分人口的就业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现在的城市化是“两要两不要”，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农民进入城市而不能享受市民待遇，这样的城市化率没有意义。去除没有享受市民待遇的人群，现在的城市化率估计只有40%。

　　总而言之，专家们认为当前农民工向市民转化仍面临着多重困难，如果不加以解决，就很难保证城市化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近十年，每年的平均速度达到了1.35个百分点，所以现在到了临界点。从发达国走过的历史来看，超过了临界点以后城市化速度还要加快。

　　“城市化是好的，但问题在哪儿？在社会政策方面、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还远远跟不上需求。”陆学艺说，比如街道办事处，1978年中国只有1.7亿城镇人口的时候，有4444个街道办事处；2010年有6亿多人了，街道办事处就只有6923个。1978年的时候，一个街道管4900人，现在一个街道平均要管理9.6万人，而且有管理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街道。“为什么现在社会管理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框架跟不上。”

　　更重要的是，现在农民工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陆学艺说，现在出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农民工体制不能解决还拖下去的话，对城市的管理是有影响的。这还要求社会保障要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