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仅为15%，而据联合国2009年的测算，当今全球已有34.2亿即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GDP由城市创造。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集中于三个问题　

　　经济学文献中，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

　　问题一：为什么人口与经济活动会出现地理上的集中？人口集中度的变化趋势如何？

　　马歇尔以来的传统解释认为，人口与城市的聚集效应来自于技术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节约。然而，从人口空间分布的趋势看，人口与城市的集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进特征。威廉姆森开拓性地研究了24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空间集中度的演变过程，其间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发散到收敛的变化，即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人口会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区域加速集中，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后发的外围区域会出现追赶效应，人口的集中也开始向外围收敛，区域之间的人口分布会更加平衡，经济与收入差距也日益减小。

　　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化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55%的工业生产、72%的大学生，直到70年代，随着后发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也开始出现从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转移。总体上观察，这些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往往会呈现“倒U形”的分散—集中模式。

　　问题二：城市之间是否存在专业化分工，跨城区交易网络如何形成？

　　理论上，不同城市的生产和交易方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角色取决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而分工的专业化与多样化又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Henderson和Lee对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规模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专业分工。在他们统计的317个城市制造业样本数据中，分别有40%、17%、42%的城市根本不存在计算机、电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业。更为重要的是，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和城市专业分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Kim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虽然从1860—1987年美国整体的城市集中度不断上升，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却有显著下降，这意味着部分行业在美国不断消失。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义上讲，大城市在商业服务、小城市在制造业上的专业程度更高。既然不同城市存在明显的分工，那么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就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题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化，并最终影响着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城市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但仍需要解释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城市化，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效率与增长。首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影响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响生产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识溢出效应得以实现的基础。其次，土地与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自治权、地方融资和债务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规模和经济的增长。再次，涉及人口流动、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政策会对城市系统、人口转移模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人口密度、专业分工、知识溢出、技术进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复杂关系。在现实经验上，城市化既可以与高增长相联系，也可以与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相联系，城市化未必自然导致经济增长。基于此，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城市化路径和公共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增长才是至关重要的。

　　纵向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序列相关性

　　从单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来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或者相关性强弱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历史上，1880—1940年的60年间，美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增长率保持了极为一致的相关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国的城市化率超过60%的临界点，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加速上升。罗默和卢卡斯等人认为，在初始阶段，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反映的是劳动力等资源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所刺激的生产率上升，这是一种资源的产业配置效应；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加速上升反映的则是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大幅度改进，而这通常是由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效应所引起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与美国类似的城市化与生产率改进路径。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生产率与人均收入也有明显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虽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却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从1980年起的5年里连续出现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城市化远远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从巴西的情况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巴西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之后，在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工业内部的生产率并未实现提升，截至200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达到86%，超出美国4个百分点，但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左右。

　　肯尼亚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有城市化，却无增长。1960年，肯尼亚的城市化率为7%，其后，在这个很小的基数上，肯尼亚的城市化率有较快的进步，但人均GDP一直未出现明显增长。这说明其城市化并非由工业化所拉动，生产率也未有提升。非洲的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但总体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联合国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口超过100万的109个国家样本中，只有25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后续的许多研究也表明，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则在于地理和政治因素。

　　横向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分化

　　从跨国对比来分析，Arthur Lewis的早期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60%之前，很少有国家的人均GDP能达到1万美元。这种简单的二元回归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55%左右的收入差异。这意味着，长期内，城市化是影响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了进一步观察各个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横向对比关系，我们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后，发现城市化差异可以解释约40%的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且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其城市化率都已超过60%，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Arthur Lewis的实证结果。同时，我们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整体上，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的成熟，人均GDP出现明显的收敛趋势。

　　然而，这种收敛性并不是绝对的。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报告，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统一标准，并将不同国家配置到不同象限，我们发现，四个象限中，在同一时点，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分化。

　　第一象限为高城市化与高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这类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体，其中美国、英国和德国等G7成员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启动和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国家；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城市化。

　　第二象限为相对于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略显滞后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水平较低，但从数量上看，这类国家不是太多。这里我们列举了两个例子，2009年斯里兰卡的城市化率仅为14%，但人均GDP为2041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的收入水平，该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泰国的例子也大致如此。

　　第三象限为低城市化与低增长同步发展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水平都较低，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通常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象限为过度城市化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城市化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略显过度。典型的国家如加纳，人均GDP仅为671美元，但是其城市化率已达到51%。

　　因此，不同国家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范式，也不是绝对的正相关。例如，利比亚虽然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钢材、水泥和电力消费量均远低于中国，但其城市化率为47%，已超过中国。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可以通过快速经济发展来实现，给农民提供附加值高的工业和服务就业机会，但是如果仅仅是让没有土地和工作的农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也能同样实现城市化率的迅速上升。

　　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市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市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