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念和行为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拐点，恪守基本的道德与有限度的包容开放集于一身。”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天在京发布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回答他们的择偶条件时，把人品好和孝顺长辈放在最前面，把双方有共同语言和身体健康看的比有无住房、挣钱多少、长相好坏更重要。

　　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的这项调查历时半年，受访者涉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涵盖东、中、西部地区。受访者中男性1137人，占45.2%，女性1380人，占54.8%，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5.2岁。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

　　做城里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憧憬

　　“打工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北京买房安家了！”今年30岁的贾宁利，2000年3月跟着表哥从陕西省宝鸡市凤县来北京打工。整整11年，他换过十多家餐厅、饭店。但有两点没变，一是一直当厨师，二是一直留在北京。

　　贾宁利高兴地对记者说，“这些年在北京吃了不少苦，但也有不少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娶了个北京媳妇。按照政策，今年年底结婚满5年，我就可以由陕西农村户口转为北京户口，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了。”

　　“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文化较高、观念更新，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日益淡漠，进城务工的目的从生存型渐进为追求平等发展，在城里安家、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全国妇联发布的该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80%以上没有务农经历，超过1/3属于离开学校就进城务工，没有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最大收获是见世面、学技术、改善生活，57%的人希望在城市定居。自己创业或提升职业层次，是他们个人规划的职业发展方向。受访者职业发展意向排在前五位的顺序是：成为“创业者”(37.8%)、“管理人员”(21.2%)、“没想过”(16.0%)、“技术人员”(10.4%)、“技术工人”(9.2%)。愿意“回乡当新农民”的，仅占4.1%。

　　88%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心态情绪平和、心情快乐，最接受“外来工”和“职工”称呼，大多数人已不愿被称为“农民工”了。对未来生活前景，六成多持乐观态度。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各自所在城市的总体印象，表示“一般”的占52.3%，表示“比较好”的有31.2%，表示“不太好”的仅占8.5%。

　　针对进城务工原因，近半数新生代农民工首选“有利于个人发展”。他们当中，超半数是17-20岁初次外出务工，平均进城务工时间为4.7年。六成新生代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城市流动过，近80%换过工作，最多达20次。变换工作的原因，依次是“工资比较低”、“没有发展机会”和“会影响健康”。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层次还比较低，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进城务工以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经济收入增加，平均每人年节余12697元。平均月收入2147元，半数不满意月收入，理想月收入是3827元。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仍然很不理想，51.3%受聘形式为合同工，只有59.6%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新生代农民工最广泛的爱好是看电视听音乐、上网或玩电脑、看书报杂志。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大众传媒的关注度非常高；他们对于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比上一代进城务工者快得多。”

　　“为了追求进城发展的梦，新生代农民工不惜远离家乡，并甘于承担城市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计，接受工资低福利差、环境恶劣的工作条件，显示出年轻一代农民工改善生存状况和寻求发展的强烈意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洪天慧对记者说，他们中有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在多个工作单位和城市间频繁流动，这也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向上发展意识、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

　　工资低的大龄男找对象最难

　　今年32岁的黄峰，从安徽安庆来北京做装修工，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漂亮媳妇。因为家穷上不起高中、16岁就离开黄山老家的小黄，在温州、广州、北京好几个城市都干过各种杂活，最惨时3天没吃过饭，直到在北京安了家，娶了河南籍的媳妇。

　　小黄的媳妇人品好、有文化，她成了小黄人生奋斗的动力。小黄开始在各方面用心学习，努力工作。结婚两年来，他从油漆工、砖瓦工干到小工头，能够组织工人施工，每天晚上，他都会跟媳妇商量工作方面的事，让有文化的媳妇帮忙出主意，小两口日子过得很和美。小黄告诉记者：“现在趁年轻好好奋斗几年，我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孩子也能像城里人一样有房有车过好日子。”

　　进城务工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的交友圈，基本上以同乡、同事为主，好友中有城里人的占1/4。因亲缘(父母/亲戚介绍)、地缘(在老家相识、同乡介绍)而结识现在的对象/配偶的，仍占将近一半比例；而因业缘(打工时认识、同事介绍)而结识现在的对象/配偶的，所占比例稍低于前者。

　　“从社会学角度观察，人们的社会关系纽带从以亲缘、地缘为主向以业缘为主发展，正是人们的观念、行动逐渐城市化、现代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新生代务工受访者的择偶观念和行为，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拐点。”洪天慧分析说。

　　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条件以“人品好”和“孝顺长辈”为先。受访者认为择偶条件最重要的前5项分别是：“人品好”(占37.9%)、“孝顺长辈”(占21.6%)、“有共同语言”(占15.8%)、“身体健康”(占10.5%)、“有住房”(占3.6%)。后面几项分别是：“挣钱多”(3.0%)、“家庭条件好”(2.7%)、“有技术/学历高”(2.6%)和“长相好”(2.1%)。

　　城乡互动，婚姻圈扩大。数据显示，超过3/4的未婚受访者认为可以不考虑对方的户籍；而有21.4%的希望对方是城市/城镇户籍。通过婚姻使自己成为“城里人”，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

　　农民工找对象难，工资低的大龄男找对象最难。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农民工找对象难的原因”中，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恋交往没底气”、“工作时间长，缺少社交机会”、“个性原因，不善于与异性交往”、“忙于打工挣钱顾不上谈对象”、“文化程度低”。其他如缺乏婚恋交往场所、务工环境中男女比例失调、没有城镇户口等，似乎都不是他们认为的最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大龄未婚农民工承受心理、生理和外界多重压力，主要是“家长催婚的压力”、“找不到对象的焦急”、“孤独寂寞”、“朋友/同事的议论”、“生理需求的压抑”、“生育后代会延迟”等。

　　调查中，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2/3不赞同未婚同居，约2/3的人认为领取结婚证才是开始夫妻生活的必要前提；近3/4的受访者“不赞同”婚外性行为；近半数不忌讳大龄选择单身；过半数的人对恋爱持认真态度，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约半数对“奉子成婚”予以包容。

　　在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两地分居的有20.5%，但同城却分居的也有大致的比例。数据交叉分析还发现，未婚却“住在一起”的受访者，占到未婚受访者总数的26.9%。

　　74.2%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婚恋状态表示满意

　　调查显示，在受访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5.2%的人已经有了孩子，58.2%的子女已随父母流动进城。受访者对于自己与对象/配偶间的和谐程度表示很大程度的肯定：“很好”和“较好”合计占比达到74.2%。

　　“这种举家进城、完全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模式更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当城里人的决心和实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

　　调查还发现，已婚的新生代女农民工比男性更重视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在选择外出务工或换工作、以及作出留城还是回乡的决定时，她们更多地考虑夫妻和家庭的团聚、改善家庭生活以及抚养孩子健康成长。她们比丈夫更多地承担照料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统计显示，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回答“你们的婚姻生活中面临的最大困难”问题时，列举的前5位困难分别是：没有合适住房、子女入托/入学难和费用太高、缺乏社会保障、家庭收入偏低、无力赡养老人。而“缺少夫妻生活、夫妻感情不和”等问题，被排在相对次要的地位。同事/朋友、父母/亲属和老乡，是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困难时的主要求助对象。

　　生活不可避免会遭遇困难，为此，已婚及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单位、社会、政府有期盼，盼望生活从此打开一扇窗，盼望与城市融合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据洪天慧介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企业/单位做些什么”的调查，受访者的期望依次是：“按时发放工资/加班费”、“节假日减少加班”、“帮助解决子女入托/入学”、“帮助解决住房/探亲房”、“上职工社会保险”、“适当安排探亲假”、“及时组织技术培训”、“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和“举行婚姻/家庭知识讲座”。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最不能接受的城里人行为”的调查显示，首先是“看不起农民工”，其次是“对人不热情”、“生活太浪费”、“对人戒心重”。为此，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社会提供的帮助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多一些理解和尊重”、“设立农民工求助热线”、“加强媒体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提供婚恋帮助”。

　　令人关注的是，受访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工作”有8项，依次为：“让农民工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险”、“确保农民工获得最低工资保障”、“让农民工也能租住公租房”、“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就近入学/入托”、“对农民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为农民工建立求助机构”、“让农民工家庭也能上城市户口”和“发挥民间组织援助农民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