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填埋、焚烧为代表的终端垃圾处理方式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不断攀升，以垃圾分类为代表的垃圾减量越来越受到重视。与焚烧、填埋等“来多少处理多少”的硬性处理措施不同，垃圾减量在理念上是立足于对工业化以来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同于前两者的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生活垃圾减量尤其要依赖生活垃圾产生源头——广大普通市民的理解和协作，可以说是依赖社会文化柔性力量。

    这种柔性力量的很重要一方面是崇尚自主、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和环保意识，而这样意识的形成赖于社团公民自治组织成长。垃圾分类减量的关键不是硬件和技术层面的，恰恰是软件即市民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支撑着这项措施的真正落实，而这又取决于市民自发组织网络的成熟程度。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在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下得到了充分成长，在城市环保运动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在中产阶层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城市里有大量的自助志愿团体，由于注册手续简便，它们的组织形式五花八门，参与人群的跨度多种多样，有青年学生，有退休的政府职员、教师、医生等。特别是在社会财富分配较为公平的北欧国家，攫取财富已经不是生活的第一要务和人生的唯一目标，服务社会、保护环境成为寻找生活意义的途径。推崇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市民环保组织的大量涌现逐渐型塑了一种社会环保文化，这样的文化力量甚至在社会失序时也顽强地发挥着力量。前不久，伦敦部分地区发生社会骚乱，数百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自愿走上街头，帮助打扫卫生，甚至一些极右派组织也动员上千人协助维持治安。而2009年刚刚遭遇莫拉克台风的中国台湾农村市镇，民间环保组织和当地民众仍然坚持着垃圾分类和旧物回收，让人感叹不已。

    与之相比，我国大陆社会组织活动中官办色彩浓厚，本来应是自发、自觉的城市市民志愿活动往往成为为某种政治任务的附庸。这就造成了我们可以在短时期内投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高效完成社会集结，但却不会形成长久的社会活动网络。

    与此相关的是官本位下的消极公民意识与小农意识下的“自扫门前雪”。制度、组织和社会民风往往是相互塑造的。与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官本位社会文化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中消极的公民公共参与意识，这常常表现为诸如“这是政府该管的事，跟我什么关系”之类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仅广泛存在于市民的一般行为意识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的思维方式。在某市一份以推广垃圾回收为目的政府文件中，用大量笔墨强调了要普及社区垃圾分类设施和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到垃圾回收工作中，却绝少涉及如何发动市民的支持和参与。这也就无怪乎许多城市的分类设施最终沦为政府形象工程中的装饰而少人问津了。从消极公民意识更进一步就是在社会性格深处的小农意识了，这种与数千年小生产经济相表里的民众意识两个突出表现就是“自扫门前雪”和“跟风”。前者直接导致公德观念的缺乏，那些从楼上若无旁人、无所顾忌地抛掷垃圾的居民便是实例；后者则如“别人扔了，我就扔”这样在我们身边常常听到的话语。

    前不久发生在温岭的垃圾堵路事件的背后有一些更耐人寻味的事实。原来这里不仅是一个被垃圾被困的城市，还是一个有名的“抛垃圾”之城。有新闻描述说走在温岭的街头要随时留意是否从头顶砸下飞来横“货”——居民们从窗口抛掷垃圾袋。而在温岭大街小巷很多行道树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垃圾。似乎静态抛掷还不够，这个城市路上行驶的公私车辆也经常出现抛投垃圾的现象。更有甚者，这样的习惯俨然已经蔓延向更危险的领域：该市一些企业主经常把易燃的工业垃圾胡乱丢弃引发大小火情。这不能不让笔者做更进一步的思考：面对垃圾入侵、恶臭满城的现状，难道只是政府处理不当的责任？ 

    将垃圾减量的制度设计内化为市民自觉自愿的行为需要对社会整体文化做出反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当社会的广大成员能认识到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外城垃圾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不仅是“别人”的问题，而更是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诸多细节的后果，只有到那时，垃圾袋才不再沉重，垃圾围城的突围战才真正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