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两种知识

——钟祥财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发现知识、积累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另一类是非技术性知识。技术性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术性知识体现人的本质、尊严和价值。

今天，延续人类文明急迫地需要技术性知识和非技术性知识发挥协同作用，因为知识不仅造福人类，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人类，给人类以安全感；知识不仅能使人类富裕，而且能使人类智慧和快乐。

钟祥财 浙江宁波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获上海师范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访问研究员。2000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钱币学会理事。撰有《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古希腊人智慧地看待知识>>>>>>

如果把思辨知识降格为创制知识，无异于把人类所有的智慧都蜕变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识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轻易品尝智慧之果，是希腊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根据生物学的研究，一切生命都是有感觉的，但动物能够把感觉转变成记忆，而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才具备从记忆中提取经验的特殊能力。知识是最广义的经验。人类通过实践经验获取知识，知识使人类增进智慧、提高技能、改善生存状态。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发现知识、积累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

如果说广义知识泛指各种个别、分散和不同程度带有主观成分的经验，那么科学技术可以说是狭义知识。科学技术是经过人的思考处理过的一部分经验。所谓科学，一般具有客观、普遍的意义，它不仅概括了空间上同类经验的共性，而且揭示出时间上不同经验的因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要成为科学或技术，必须能通过语言、文字或程式得以传授。既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归入科学技术的麾下，人类文明的演进有赖于广义知识和狭义知识的长期共存、合理匹配，就成为必然。

有鉴于此，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知识，又称思辨知识，是指人类为着知识自身而追求的知识，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形而上学等；另一种是实践知识，它是人类为着行动而追求的知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还有一种是创制知识，它是人类为着创作和制造而追求的知识，包括各种艺术、工艺等。基于特定的角度，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类的知识作过多种区分。如他认为有的技术为人类的生活所需，而有的技术则只供一部分人消磨时间，并无实用价值，但正是这种没有实际功利目的的技术才含有智慧，因为智慧是以本原为知识的对象。他还强调，虽然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的本原都是实践者和创制者自身，但实践知识的获得和运用依靠实践者的意志或意图，而创制知识的获得和运用则依靠创制者的理智、技术和能力。另外，在他看来，最高的知识，即最高层面的理论知识，是不能通过定义或三段论等逻辑学工具获得的，如对上帝的认识需要直觉，对哲学的认识需要好奇、闲暇和自由等。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知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知识，另一类是非技术性知识；前者是指工匠制造一件器物的确定知识，可教可学，后者是人们思考道德哲学等问题的更为复杂的知识，除了教育和交流，更需要通过体验、积累、感悟逐步掌握。

受此观念影响，古希腊人对知识怀有深深的敬畏。他们智力敏锐、生活从容，又如履如临、懂得自律。比如，他们对数学有精到的理解，但不会大胆地把数学作为改变生活方式、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在他们眼里，数学本身就是理念，是本质，是认识的极致，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它的外包装。如果把思辨知识降格为创制知识，无异于把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变为工具，人也就失去了知识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世界本身生活在一起，从而使自己也变成工具。不轻易品尝智慧之果，是希腊人最了不起的智慧。

理性主义把知识技术化和工具化>>>>>>

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已渗透到17、18世纪欧洲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欧克肖特所说，在那时，即使是诗歌和戏剧，人们也明显专注于技术，专注于写作规则，没有活动得以幸免，没有社会不受触动。

但是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知识划分在启蒙运动中被动摇了。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在《新工具》中说，当时欧洲的知识既不繁荣，也没有很大进步，要恢复健全和健康的状况，必须重新开始知性的全部工作，不放任心灵本身的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为此需要一种可靠的计划、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一种探索的艺术、一种工具。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必须从净化心灵开始，它始于确定性也终于确定性，本身是完全的，知识要与观念分开，不存在从最初吸收的幼稚想法中获取真知的问题。

笛卡尔也认为，不确定就是无知，知识必须是可靠的，其应用是机械的和普遍的。他断言确定的知识产生于空洞的头脑，研究技术必须先从清洗理智开始，所以，“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地上建筑”。由此可见，理性主义不信任过去的知识，也不承认未经确定的知识，它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技术性知识说成是人类知识的全部，否认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存在。理性主义所推崇的知识只是一种理性的工具性运用，而不是理性本身。

理性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发展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它有助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个性价值的张扬和科学技术的繁荣。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也给人类文明的演进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帕斯卡批评说，笛卡尔对确定知识的渴望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确定性标准的基础上，因为人类心智的成功运作并不完全靠一个有意识制定的技术，即使在牵涉到技术的地方，心灵也是“默默地、自然而非人为地”奉行技术。所以，理性主义的意义不是它承认技术知识，而是它没有承认任何别的知识。它的哲学错误在于它给予技术的确定性和它技术霸权的教条；它的实践错误在于它相信使行为变为自觉意识只会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在现实中，笛卡尔没有成为一个笛卡尔主义者，但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已渗透到17、18世纪欧洲文化的各领域。如欧克肖特所说，在那时，即使是诗歌和戏剧，人们也明显专注于技术、写作规则，关于“生活的艺术”、“思维术”的书籍大量涌出，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生活行为本身，都不能避免新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没有活动得以幸免，没有社会不受触动。

技术知识强势与近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主要依据技术知识而运行的社会经济可以短期获益，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数据证明的增长，但其中掩盖的问题、隐藏的风险，往往超出技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围。

欧克肖特研究政治哲学，他敏锐地意识到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出现的问题都与这种技术知识的理性主义有关。他指出，近代欧洲历史杂陈着种种理性主义政治的计划，其中最崇高的可能是罗伯特·欧文那个“将人类从愚昧、贫困、分裂、罪恶和痛苦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公约”了。而现在，各种行为传统让位给各种意识形态，毁灭与创造的政治取代了修补的政治，有意识的计划和精心执行的东西被认为比经过一段时期生长起来、已不自觉地确立自己的东西更好，这些都说明精神的理性主义气质多么深地侵入了人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

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政治首先是一种功利政治，它把理性作为纯粹的工具加以使用，其唯一的目的是成功，因此，德国纳粹运动不是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动，而是一种实践。其次，理性主义政治是一种完美的、“一式”的政治，它相信自己制定的计划是最好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预言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而保证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于是，它也就给予了种种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以巨大支持，使人类固有的追求完美的理想得以付诸实验。第三，理性主义政治是意识形态和“书本”的政治，由于抛弃传统、忽视经验、否定教育，政治变成了可以按图索骥、如法炮制的技术过程，“工程”、“建设”、“操作”等成为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它断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被复制，如果复制失败，就只能由一个更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化的计划来替代。这是欧洲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对于理性主义政治的这些特征，人们并不陌生。

在政治学以外的领域，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欧克肖特所忧虑的现象。例如，经济学原先是一门伦理学和工程学相结合的学科，亚当·斯密在创立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先是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然后再有《国富论》的问世，他把“看不见的手”引入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实际上显示出对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尊重和敬畏。但是后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走上技术性计算的道路。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杰文斯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说到底是利害之间的比较，而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资本等作为量的概念，也是没有疑问的，虽然无法断言人类将来是否有办法直接测量人心的感情，但我们必须从感情之量的效果来计算它们的比较量。他还说，缺乏完全统计固然使经济学相较而言更不精确，从而减弱其作用，但经济学依然是数学的。

经济学的工具化倾向对20世纪不同国家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以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加快转向所谓的混合经济，政府调节的作用日益明显，照凯恩斯的说法，这种行政干预的理由是为了“保持持久的繁荣”。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带有明显的科学建构色彩。当年参与设计苏联经济制度的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与18世纪欧洲的唯理主义无关，但他在具体论证时却写道：“计划就是科学工作的结果”，“作为计划作用的对象的‘经济整体’的规模本身说明，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得以运行的科学领域是如此丰富多采，而这些科学领域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建设富有成效”，它们“包括一切的知识领域，从地质学、力学到医学、心理学和病原学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所网”。

主要依据技术知识而运行的社会经济可以短期获益，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数据证明的增长，但其中掩盖的问题、隐藏的风险，往往超出技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围。所以博尔丁警告说：“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经济学方面，使用数学的结果，一样需要我们力求简单。这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危险。抽象的概念并非实在，世界很复杂，如果我们非常欣赏数学模型的简单，认为世界的确像这些模型，真正的危险就会发生。”金融危机是经济学数理崇拜的代价，体制转型是对科学计划的矫正，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因为，如阿马蒂亚·森所说，“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延续人类文明有赖于两种知识的协同作用>>>>>>

如果说技术性知识是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承认和满足，那么非技术性知识则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神引导和制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

当今世界，技术知识的强势已无所不在，从政治、经济蔓延到文化、生活，较之于300年前的理性主义时代，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汎森在谈到大学的情况时说，与18、19世纪现代大学兴起的时候相比，现代大学的功能增加了很多，但全世界大学的整个气氛越来越紧，以前那种自然而然、悠闲自在研究学问的气氛没有了。因为要竞争，就要化为可评比和量化的数据，这样人们就无法顾及精神及价值层面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无法计量的；大家都拼命做那些可计算的东西，使自己在竞争中高一点，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往下降。过度竞争会使得思想、精神层面都世俗化、往下降低。这种情况本来以美国为主，现在已经传向全世界，全世界都在追逐这个东西，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在环境方面，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已经给人类生存敲响了警钟，如果保持现有的碳排放量，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约1.4～5.8℃，进而引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但在怎样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上，各国的思路还是集中于替代能源和开征新税等，试图依靠技术进步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地球负担显得不合时宜。在生活方面，转基因技术等正不可阻挡地走上百姓的餐桌，生物学界一再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必要的，但生态学家、伦理学者和普通民众仍心存疑虑，因为经验和理智告诫人们，当一种技术知识满足了人类一部分看得见的需求时，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看不见的，人类很可能得不偿失。

100年前，有人询问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韦伯回答了两条：其一，“形式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了技术能力发展的强烈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其二，“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顾。因为，尽管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他进而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划分的两种知识相对应。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是技术性知识，它服务于人类追求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而体现价值理性的非技术性知识则不同，它以人类文明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紧密的观念习惯和普适价值为内涵，崇尚智慧、道德和正义，难以用技术性知识加以推理或证明。如果说技术性知识是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承认和满足，那么非技术性知识则是对人类本性的精神引导和制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人类毕竟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非技术知识体现人的本质、尊严和价值。今天，延续人类文明急迫地需要技术知识和非技术知识发挥协同作用，因为知识不仅造福人类，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护人类，给人类以安全感。知识不仅能使人类富裕，而且能使人类智慧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