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间最明显的两个差别，在这两项轰轰烈烈的“惠民”运动中，似乎极大的缩小了。

　　表面上看，农民住进了楼房，用上了热水器、电冰箱以及空调，与城里人的生活似乎没有两样，但“被上楼”的农民、“被下乡”的家电，是否就此跨越了城乡差别的鸿沟？城市化，以这样的模式和速度推进，是否能到达想象中的彼岸？

　　被上楼的农民，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面临的是世代流传的生计难以为继的困境。

　　水岸经济的兴起、高尔夫球场的泛滥，让临水、靠山而居的村民，纷纷成为“被上楼”的对象。他们世代相传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谋生资源和技能，在貌似城市的楼房里，化为乌有；曾经自由开放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纽带，在钢筋水泥的居民小区内，日渐疏离；而千百年来维系乡村文化的传统和习俗，在疏离的社区关系中，迅速走向衰落。

　　难怪有人哀叹：“中国的农村正在沦陷，中国人的故乡正在消逝，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正在衰落，田园风光正在消失。。。中国的农村丢了魂”。

　　而家电下乡后世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惠民”政策的完美落幕，而是敲响了城乡差别再次凸显的警钟。政府主导的市场行为结束后，维持农村家电市场需求的，不再是送货上门的销售，而是售后的维修保养服务。而农村家电的售后服务，在广大的地区，仍然是一片空白。

　　到乡村去走走，会看到变成了鸡窝的洗衣机、当杂物柜使用的电冰箱和纯粹做摆设的空调。这些被下乡的家电，在农村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地区、因为使用不当或本身的质量问题，用不了几次，就成为了摆设。而在城里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上门维修的方便，并没有随着家电一起下乡。

　　城市化，到底要化什么？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们？向往的到底是什么？

　　楼房和家电，只是这个向往最外化的表征，它们远远没有触及城市化的实质和核心：资源的整合与新的分配机制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以及由此生发的更多样化的发展机会。

　　上了楼的农民，带着下了乡的家电，却仍然与城市的资源和分配机制相隔离。

　　他们并没有因为住上了楼房、用上了城里人用的家电，就摇身一变，拥有了城里人所拥有的福利和特权，更没有因此而改变社会阶层、享有同等权益、获得同等机会。

　　他们被连根拔起，既丧失了与乡土相连的谋生能力，又被城市的资源和机会拒之门外，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成为非农非工的城市新贫民。城乡差别，在人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谋生层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

　　农民“被”上楼，其背后的推手，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如学者李进军所分析的，“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而以拉动内需为名的家电下乡，当监管不力时，在利润挂帅的驱动下，又何尝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圈钱行为？

　　这些掠地圈钱的行为，剥夺着农民与生俱来的土地权益、消耗着农民刚开始攒下的一点小钱、盘剥着农村已经不再富裕的劳力、损害着农民对政府的信心。并且在相当多的区域，让刚刚脱贫的农民，重新陷入贫困。为社会制造新的不公、种下新的隐患。

　　一上一下之间，动摇的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城市包围农村，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农耕大国，将何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