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福德建筑评论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标准在于,他非常强调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全部人文背景和环境。他认为,建筑不过是更大的人文环境或者自然景观中一个小小的元素。因而,有灵感的建筑物,就要求有灵感的城市规划。
芒福德对于人类未来的城市形式和质量十分关心、十分热忱,正是这种兴趣激励了他去研究人类以往的城市。他曾指出,要建设新城镇,首先就要为城市找到一个全新的形象;而若不清楚理解历史上健全城市具备哪些特点,若不清楚历史上人类在城市规划中所犯过的错误,也就无法设想出这样一个全新的城市形象。
城市——如人们从历史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会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所以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它既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庙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质世界——市场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的所在。
城市这个环境可以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城市这个环境也会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含义;同样,城市这个环境,也让各民族各时期的时令庆典和仪式活动,绽放成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历史事件和戏剧性场面,映现出一个全新的、而又有自主意识的人类社会。
古往今来多少城市都是大地的产儿。它们都折射出农民征服大地时所表现的勤劳智慧。农民翻耕土地以求收获作物,农民把畜群赶进围栏以求安全,农民调来水源以求滋润田禾,农民建造谷囤粮仓以求存储收获物……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城市不过是把农民营造大地的这种种技能统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就是这种安居乐业生活的一种象征,这种生活是随着永久性农耕园地的形成而开始实现的:只有当有了永久性的庇护所、永久性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形式的时候——比如果园、葡萄园和灌溉设施,以及永久性的保存和储藏手段设施——人类才形成了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
乡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对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有所贡献。农民、牧人、樵夫、矿工们的知识经验,都会通过城市转化成为——或者“升华”成为——丰富多彩的成分而在人类文明遗产中流传久远:这个人贡献了纺织品和奶油,那个人贡献了壕沟、堤坝、木制水管和制陶旋床,第三个人又贡献了金属制品和珠宝首饰,等等;这些经验最终都转化成为城市生活中的各种要素和手段。这些东西也增强了城市生活的经济基础,为城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技艺和智慧。
来自不同疆域、不同部族、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当中最为精华部分,都会在城市环境中得以浓缩,这些东西因而才更有可能彼此进行交融和实现新的组合。最终这种城市效能,在它们原来各自狭小而孤立的诞生环境中是根本无从实现的。
古往今来多少座城市又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铸模,多少人终生的经验积累都在其中冷却着、凝结着,又通过艺术手段被赋予永恒的形式;否者的话,多少历史事件对于今人根本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延续和推陈出新,谈不上感召更多的人继续广泛参与。
在城市环境中,时间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建筑物、纪念碑,以及公共要道、大街小巷,样样都比书写的文字记载更加公开而真实,样样都比乡村里分散的人工物更容易被大众观察到、注意到。甚至对于那些很无知、很冷漠的人们,城市的种种影像也会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生动印象。
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已经是当今城市中一项重要事实。历史文化遗迹遗产一代代保护下来了,时间就会向时间挑战,时间就会与时间发生冲撞;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传到来世;于是乎,城市以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穿了起来。就这样连续积累,一层叠一层,以往的时间记录不断积存在城市之中,直至城市生活本身都感到透不过气的威胁;于是乎,纯粹出于保护的目的,现代人发明了博物馆。
设想,若离开了城市的丰富时间结构特征,城市自身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逃脱那种“唯有现在”的悲惨局面吗?如若没有城市在时间上的丰富性,城市就只能面临一种单调的未来,就只能听到历史上听过多次的单调音响节奏在未来的乏味重奏。而事实上,城市通过自身以时间和空间合成的丰富而复杂的交响变奏,一如通过城市中社会劳动分工协作,城市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交响乐般的品格:各种专业化的人类才俊,各种专业化的乐器手段,产生了洪亮的和声效果,这效果是任何单一器件都无法单独做到的,无论是音量或是音质上。
古往今来多少城市又莫不缘起于人类的社会需求,同时又极大地丰富了这些需求的类型及其表达方法。在城市的作用下,远方传入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影响同本地的同类物质相互交融。与它们的融合和谐相比,它们之间的冲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城市当中,通过市场、聚会场所等介质的交融手段的浓缩强化,人类的生存方式逐渐形成了各种替代形式:乡村中根深蒂固循规蹈矩浅浅地不再具有强制性,祖传的生活目标渐渐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需求满足;异国他乡到来的男男女女,异国他乡传入的新奇事物,闻所未闻的神灵仙子,无不逐渐瓦解着血缘纽带和邻里联系。一艘远方的帆船驶入城市停泊,一只只骆驼商队来到城市歇息,都可能为本地毛织物带来新染料,制陶工的餐盘带来新奇的釉彩,给长途通信带来其所需的新式文字符号体系,甚或还会带来有关人类命运的新思想。
城市环境中,机械学方面的每一次新奇的应用发明都会产生相应的社会结果;因为机械学方面的发明才能和成果,往往引发新的社会需求;而这些新需求会促使产业和政府寻求新途径进行试验。比如,起初,人们需要建造一处共同设防的据点作为庇护所,以抵御猛兽侵袭,这种需求就把本地的乡村住民吸引到山坡上的堡垒要塞中来居住了。他们在求得共同防御效果的同时,就要将自己混同于其他群体。起初这是迫不得已的,但久而久之,相互交往,以至广泛合作的可能性都因此大大增加。这种实际过程促使独自隐匿、巢穴般安谧的乡村逐步过渡到统一化管理的城市,于是人类有了更高的成就空间,更远大的发展前途。
至此,各种经验集体共享的结果,加上理性批判的激励,就把乡村社会中重大仪式和节日庆典转化为更富有强大想象力的悲剧形式:经验不仅仅被深化了,并在这个过程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同时,在另外的某个平原地区,金匠们原来施用于珍贵物品的消极储藏方式,则在城市社会压力和市场机会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工具手段——银行,它既借出资金又储蓄资金,把资本投入流通领域,并最终主宰了贸易和生产的全过程。
城市是自然界万般事物事实中的一种,从这个概念上来说,它与一处洞穴、一串游弋的青鱼或者一座蚁冢,并无差别。但是,它同时又是一座有灵性的艺术品,在他共享的社会框架内,包含有众多比较淳朴、比较个性化的艺术形式。人类的精神思想是在城市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反过来,城市的形式又限定着人类的精神思想:因为空间——像时间一样——同样在城市环境中被艺术化地予以重新安排着:城市的边界线的走向,天际线上城市剪影的高低错落,地平线上城市形象的低定位及高耸峰巅……这样,通过对自然空域的取取舍舍,城市就把某个历史文化和某个历史时代,各自对于这座城市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曾经采用过什么态度,统统记录了下来:建筑物的苍穹、尖塔,轩敞的大道,幽秘的庭院,都讲述着这样的故事,不仅讲述着城市的各种不同的物质设施,还讲述着有关人类命运的各种不同观念和思想。
所以,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所以,如同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本身一样,城市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
通过对空间的具体而形象的利用、控制,城市自身不仅负载了实用的生产活动功能,而且为居民的日常交往提供了场所:城市,作为集体的艺术作品,它这种经常性效能在托马斯·曼的讲话中有很经典的论述。
托马斯·曼在吕贝克城建成周年纪念的庆典仪式上的讲话中曾经说:……一旦城市不再是艺术和秩序的象征物时,城市就会发挥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它会让社会解体,令碎片化的现象更为泛化。试想,在城市的密集杂乱的居住区之中,各种罪孽和缺德的恶行会传播得更快;而在城市的石头建筑物上,这种反社会的事实会牢固地渗透进去,而不会被轻易抹掉:发生这种情形不是城市生活的光荣,这种光荣曾经唤醒了一些圣贤、先知的愤怒,如耶利米、萨佛诺罗拉、卢梭和英国19世纪的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拉斯金等人。
那么,又是什么东西把乡村生活中的消极的农业制度转变成为城市生活中的积极体制的呢?城乡二者的差异不仅仅是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差别。因为这其中任何因素都可以发挥积极的媒介作用,促使本地的交往活动扩大到外地,促使它们必须与外界联合、合作、交流、沟通,并形成共同意志:而且,任何一种因素都可以为不同家庭、家族和职业团体创造成一种潜在的共同行为模式,一种共享的物质结构形态,最终使得这些家族、家庭和社团够成了城市。
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机会和活动,在基于传统标准和日常面对面接触交往的首属群体之上,又叠加了次级群体的更为职业化的功能和更为功利性利益;而对于刺激群体来说,它的目的不是固有的,而是有选择性的,它的成员资格和活动也是具有选择性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群体无时无刻不产生着专门化和社会分化的效应。
历史地看,人类文明经过自狩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人口增加,有可能促成了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贸易通道的拓展,以及职业种类的增多,又都有可能发挥促进作用。但是,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基础层面是没有办法去发现城市的本质的。因为,城市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新事物。
城市的标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
因此,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区域规划的先驱人物之一,格迪斯和布兰德福都曾经指出:“关于城市,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器官,通过它的运行职能实现着社会的转化进程”。
城市积累着、包蕴着本地区的人文遗产,同时又以某种形式、某种程度融会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包括一个地域,一个国度,一个种族,一种宗教,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因此,城市的含义一方面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个体——它像是一本形象指南,对你讲述其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另一方面,总括而言,城市又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