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在发问，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

　　对社会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人们，立即会将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判例视为众矢之的。的确，经过舆论不断发酵，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彭宇案”带来的恐惧感。法院判决的模棱两可至今仍为人诟病。彭宇案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更符合实际的做法”、“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而许云鹤案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用了“必然”、“定然”等主观判断，来做过错推定。

　　当真相扑朔迷离的时候，局外人妄断是非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被告真的撞倒老人却不肯承认，还要编造动听的助人为乐借口，是极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如果老人没有被撞却强诬被告，同样极不诚信，更在媒体与网络的放大效应下，对社会向善之心造成极大伤害。

　　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法律会有“从常理分析”得到“必然”、“定然”的推断？“常理”不正是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映吗？

　　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医。可悲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的感受，确乎如此——活雷锋，毕竟不是社会的常态。而同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帮助的人，几乎总有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后顾之忧，不会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谁把谁给撞了？这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难以定夺。事实上，社会秩序本来就遵循着一个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

　　不过，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并不一定存在冲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坚持不受舆论干扰，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司法原则，而不是轻率地推出一个证据模糊、是非含混的判决，那么，恐怕给社会道德走向带来的负面效应要轻得多。

　　如果更进一步，在社会道德摇摇欲坠的时候，请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经从戴安娜车祸纠纷中获悉，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如果“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惩罚。为了匡扶社会道德与正义，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见义勇为有奖，而见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会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确实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我们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