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72岁的他是“被迫”下岗的。卸任前，陆在写给上级的信中总结自己在任期间干成的三件大事，头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两件是围垦和建庙。

这个他几乎领导了一辈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庄——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来，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却反其道而行：陆汉满不断围垦，把崖口村的面积扩大了6倍。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光农业用地就达到了3500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过1000万。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也越来越高。

37年来，陆汉满为这个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积累的财富多达五六十个亿。

然而，在财富的分配上，笃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陆把从围垦土地上获得的租金补贴给了参与“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这些仍然自称“社员”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说是村庄的弱势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万四到一万六，勤劳一些的，甚至可以挣到两万多，远高于内地种地农民的收入。

不过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社员”也只占崖口适龄劳动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整个崖口村适龄劳动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参加公社劳动的，最多时也不过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们的收入大多高过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说：崖口保留下来的这套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

然而，这个“乌托邦”或许正在消失。

随着敬畏土地、笃信土地能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坚持囤地不卖地的老村支书的离去，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弱势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点，52岁的程大妈来到崖口村东头的祠堂，大门旁边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粉笔字：14号，八点半带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铺补秧。

这是今天的农活安排。程大妈带上斗篷，往只有村民们读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头，已经有几个早到的村民在等着队长分工。

程大妈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部由各个大队队长来安排。每天早上，队长都会在村民们活动的中心——祠堂门口，写上当天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看到通知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

等到村民按规定时间到了出工地点，生产队长就会给前来的“社员”具体派活，为了改变磨洋工和任务轻重的差别，队长一般会将当天的任务按人头均分。以插秧为例，如果有八个人出工，队长就会将秧田分成八份，村民们通过抓阄来确定谁做哪一块。先做完的可以先走。

而工分的多少，则根据工作量由社员商量约定，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得到20个工分。社员们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重活还是轻活——当然，重活轻活对应的工分也不相同。

而每一个工分的分值，则与该队每年生产的粮食总量和总收益相关。在崖口，生产队生产出的粮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的，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比如，2010年，国家的粮食市场价格为每斤1.25元左右，但村委会的收购价格却达到1.77元，比市场价高出近50％。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同，所以各个生产队每工分对应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员之间，由于参加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选择，有长有短，收入也会不一样。

2011年上半年，由于家里比较忙，程大妈只挣了2000多个工分，早稻收割之后，分到了4000多元，而她同队的社员，半年收入则在8000－10000元不等。

而入社村民们的口粮，可以按照市场价的30％从村集体购买，而这些粮食是村集体以比市场价高出近50％的价格从每个生产队收购来的。这些口粮许多家庭根本吃不完，村里也容许他们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卖，赚取差价。

“一村两制”

崖口围垦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是用资本主义补贴社会主义。

村集体对大队粮食的高价购买，低价售出，保证了公社内种田农民的收入，但显然，这是一本只赔不赚的账——村集体所提供的高额补贴从哪里来？

用整个制度的创始人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而崖口的整个制度之所以能得以运行，恰恰是因为村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

与珠三角其他村庄相比，崖口拥有的资源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其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

改革开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围垦因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进展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陆汉满再次带领村民围垦，这一次，他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对方投资，围垦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满之后，围垦所得土地再归还给村里。

以崖口和中山市某公司1996年签订的一份围垦协议为例。所有的投资均由对方承担，合同期为18年，围成之后，头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亩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继续优惠70％。但期满之后，该公司需无偿将围垦的土地交还村里。

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三十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000多亩。

这些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元，最近两年，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越来越高，这成为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来源。

但在分配这些收入时，陆汉满却选择了向农业倾斜。据测算，崖口每年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占到了集体收入的60％－70％。

出生于贫穷农民家庭的陆汉满，3岁时，父亲即病故。小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此后担任过记工员、大队的会计、公社文书等。1974年，34岁的他调回崖口当村支书，此后便一直连任。或许与自己从小的穷苦生活有关，陆对劳动者有着天然的同情，他有一个理念广为人知，“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在崖口，参加公社劳动的，目前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年纪最大的，甚至有70多岁），他们一般缺少外出技能，文化层次偏低，农业往往是他们所唯一能从事的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外出打工失败，而不得不回村务农的村民（其中甚至不乏在外面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按照公社的规定，只要外出的村民想回来，公社就不能拒绝。这些人只需在年初和队长打个招呼，缴纳一百多元的生产工具费即可参加集体劳动。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城市化中的弱势人群。在中国急速向前的经济快车中，因为保障制度的缺失，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越来越边缘化，因而沦为城市贫民。

但在崖口，这一现象却好得多。52岁的程大妈告诉记者，往年正常出工，她一年能挣16000元左右，钱虽不多，但足够自己开支，“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出去找工没人要，只有种田，还能混口饭吃。”

程大妈的收入，在村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据东二队的一位村民介绍，在他们生产队，勤劳一些的，一年甚至可以挣到2万多。这已远远高出中国内地普通的种田农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老师郭亮到此调查后感叹，“崖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但它却是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现实的选择

包产到户初期，崖口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已经是空心村的崖口，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其实，崖口的村庄公社并非孤例。在中国，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村庄公社”是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它的领导者宣称，要把南街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其他类似的村庄还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圳宝安区的万丰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苏华西村等。这些村庄所走的道路大同小异，最终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至今依然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体制的，却只剩下中山市的崖口村。

而崖口之所以没有分田到户，与其独特的历史有关。

崖口村位于中山市东南部，东濒珠江口伶仃洋，同香港隔海相望。改革开放后，广东出现了席卷沿海的偷渡潮。而崖口由于地利之便，率先成为了“空心村”。

恰在此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以农补工政策，上缴公粮的任务非常之重。自1974年便开始担任村支书的陆汉满介绍，崖口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担政治风险。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村民们最后还是举手表决——不分。

但如果继续照搬人民公社时期的体制，也肯定行不通——此前，这一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低效、磨洋工、吃大锅饭等。崖口要继续保留这一制度，就必须改变这些制度弊端。

一开始，崖口人也不知道怎么改，只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崖口应该全面开放，有本事的人，可以外出谋生，而留下的，则结成集体共同应对风险。

如今，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崖口已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公社制度。

卖地终于压倒了囤地

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然而，陆汉满一手营造起来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进入1990年代后，却不断地面临着危机。

1978年，在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着手印悄悄包产时，广东官员也冒着违法的风险迎来了全中国第一家外资加工企业——香港人投资的太平手袋厂。随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的珠三角便迅速蜕变为“世界工厂”，把曾经的鱼米之乡推搡着送入了现代社会。

崖口，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几乎在太平手袋厂入驻东莞的同时，崖口也引进了中山市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但在短暂的尝试之后，崖口却做出了“退工还农”的选择。

回忆起那段日子，陆汉满仍不免唏嘘。20世纪90年代，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日渐增多，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据陆汉满回忆，当年共投资了两千多万，但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两百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但不断增多的污染却让这位老人看到了工业的后患，他决定将集体力量从办工厂中撤出来，转而继续围垦。

于是，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走上了一条与周边乡村截然相反的道路：别村的土地在投资建厂中越来越少，崖口的土地却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

问题随之而来。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愈发成为稀缺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崖口村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但陆汉满却坚持“绝不卖地”，他的理由是：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民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但他的坚持却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能给社员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这样的生活远称不上富足。事实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两极分化便越来越明显，那些出外闯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而参加集体劳动的，则多数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一层小平房中。而在卖地致富的周边的村庄，楼房建得更为气派，这些都在刺激着村民的神经。

陆汉满明显地感觉到，人心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矛盾在2001年终于爆发。当年4月，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

此事甚至引来了镇政府的调查组，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陆是清白的。

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就再也合不上了。

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根据计算，包括崖口村温泉在内9536亩的海滩土地将作为度假区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陆不愿意将土地一次性被征收——这意味着崖口村将永远地失去该海滩资源。经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多次的谈判，村里决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该海滩。这种方式虽然得不到一次性的巨额补偿，但农户以后每年都能得到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而且至少能持续70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他们还坚持以每年“一号大米”的价格为补偿的参考依据——村社领导人的思路仍然是尽可能地为村民和子孙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会保障。

但是，这时的陆汉满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为民做主”。每一个村民在心里都算了一笔账，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于是，当村民得知村委会制定方案是租地而不是卖地时，不满和抗议开始在村庄中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并对村干部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此后，连续数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会的周围。

一周之后，崖口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陆汉满即是其一。

面对如此统一的民意，陆只能无声抗议——他拒绝在卖地的协议上签字；卖地之后，他又拒绝领取可以分到的14万元钱。

孤独的坚持者

“他人是好，但老不卖地怎么行？”

然而，陆汉满的坚持，却并不能阻挡外力的强力入侵。在轰隆隆前进的城市化车轮中，他的坚持变得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不但那些渴望卖地生财的村民对他有意见，意欲征地的政府和地产商也对其产生了不满。

今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在此之前，村民们对他的拥护出乎外人想象。几乎每一年的换届选举，他都接近全票通过。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为“满叔”。而“满叔”是好人，则是一条连他的敌人都不会怀疑的真理——担任村支书的三十多年间，他从不参加任何饭局，就是去镇上开会，也不吃镇政府安排的工作餐。由于常年赤脚，熟悉他的人常说，满叔是“两手最白，两脚最黑”。

但是现在，村民们开始对他有了不同意见，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村民在谈起“满叔”时，脸上多了一份迟疑，“他人是好，但老不卖地怎么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员向记者抱怨。对于满叔不卖地的理论，他也有不同的理解，“这一代过好了，谁还想以后呢？那时自会有办法，现在没钱读不起书，（到时）给你再多也没有用。”

8月15日，记者在已经被卖掉的那片土地上看到，一个名为“翠亨新村旅游度假区”的项目已经开工，几十艘大铁船沿着堤坝一字排开，正在吹沙填土。在其北侧，一个名为锦秀海湾的别墅群已经建成，早就开始对外发售。

卖地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村庄里悄悄发生。

据当地村民介绍，卖地当年，村里即出现了建房高潮，一年之内，近200栋新房破土而出。这些新房少则两层，多则三四层，平均每栋花费约在40万－60万元之间。

不仅如此，村里还新开了好几家酒楼，买车的和出外旅游的村民也多了起来。

而村里的养老院，原本住着一些老人，卖地时，这些将老人送到村养老院的儿女突然“孝顺”起来，将其中的7个接回了家。今年5月，剩下的几个老人也被送到了镇上。办了几十年的村养老院就此关门。

但村里的麻将馆却由原来的十几家增加到了三十多家。更让陆汉满担心的是，一种新的说法开始流行：“第一次卖地是脱贫，第二次卖地是致富”——已经有人将目光瞄上了剩余的1万多亩滩涂。

（实习生柳大川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