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保障房:赔上100亿的决心
——市委书记与他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马玉忠|哈尔滨报道
“我问他们能不能干?他们犹豫半天,我说,不能干现在就换人了,正好常委都到齐了,你房产局长就不要干了,直接讨论换人。后来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能干。”
哈尔滨市委书记盖如垠
8月下旬,一个周六的下午两点半,约了老盖,在他的会议室进行采访。
老盖记错了时间。半小时以后,他匆匆地大跨步走了进来,大汗淋漓。他刚从工地上赶回来,背后全湿了。他是自己开车去的,没有知会任何人,他喜欢搞“突击”或“私访”。老盖一边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连声说抱歉,一边拿起湿毛巾胡噜了一把脸,还发出了声音,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老盖就是盖如垠,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1953年生人,但不管是当地官员还是老百姓,都喜欢亲切地叫他“老盖”。老盖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当企业党委书记的时候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跟工人一起干活,也一块儿钻桌子。
从工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老盖因此有一种接地气的草根气质,充满喜感。这种气质,在同级别的官员中极为罕见。少了官员的做派和习气,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彼此交流的距离感,并容易使他的讲述显得平实和可信。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当天采访的主题是保障房建设。
最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
保障房建设是当下政府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之一。由于保障房建设的任务紧、压力大,弄虚作假的事儿不少。从数据到质量,政府在保障房建设问题上的公信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危机。
有意思的是,有关部门原计划8月份在哈尔滨召开一个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现场会,但最后没有开成。“我估计也是怕作假。”老盖对此有些介意,他一直强调,他们的保障房建设经得起考验,绝不允许有弄虚作假存在。“放心,我不会作假,也没有必要作假。整假了,这些老百姓仍然住在破房子里面,我也脸上无光。”
迄今为止,哈尔滨市保障房建设的整体开工率已经达到了92%,同期全国的平均开工率为72%。而且,这些保障房很大一部分就建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段,房价也都只在三四千块钱左右。
爱建社区是其中的一个保障房社区,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属哈尔滨高房价地区,周围房价每平米达1.2万元,高出该市房屋均价70%多。
另一个保障房的明星社区是群力新区的民生尚都,一期工程226万平方米已经竣工。从设计的外观上看,这一片小区在哈尔滨算是相当体面和漂亮的。除了户型稍小以外,环境、配套、采光、交通便利、宜居等方面几乎与商品房无异。在距离民生尚都大约两三公里处,是一批高端商业住宅,那也已经是哈尔滨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了。
如果这块地不拿来做保障住房,本身就几十个亿的效益。
“都以为是商品房呢,别人不相信这是保障房。”老盖对哈尔滨市房产局长说:你要是卖一户商品房我就撤你,整出一个假的来,我也撤你。
在我们赴哈尔滨采访的第二天,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到哈尔滨考察,民生尚都被纳入了考察地点之一。根据当地官媒的转述,李对当地的保障房建设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不管老盖承不承认,哈尔滨的保障房建设已经成为了“政绩工程”。老百姓最终成为了这项“政绩工程”的受益主体。
当然,这对于尚属于欠发达、基本上是吃饭财政的哈尔滨市显得很不容易。
作为一个长期落后于国家整体发展进程的老工业基地,哈尔滨形成了庞大的棚户区以及庞大的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家庭2.1万户,经济适用住房家庭8.2万户,分布在棚户区中的家庭17万户,整个棚户区的规模超过了180片,接近1800万平方米。
全国,与哈尔滨同级的城市,这么大的棚户区绝无仅有。
尚在十多年前,时任哈尔滨副市长的盖如垠,有一年过年期间走访了两户困难户,他们的居住困境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
第一家困难户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有一个40多岁的儿子,一个9岁的孙子,一家三口人,住一间9平米的破平房,灶坑、炕、锅盆碗全挤在一个屋里头。儿子原来在企业工作,受了工伤,砸傻了,媳妇跑了。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数九寒冬的,老太太住在这样的地方,要有个楼房住她也不至于遭这些罪。”
第二家困难户是老太太的邻居,这一家弟兄三个、三个媳妇,住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吊铺。
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相当一部分哈尔滨困难户的居住现实。
当时,老盖就认为,“政府肯定有手段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白给他点房能咋的?”
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副市长,而且不分管城建,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无能为力。然而,这部分人的居住困境却在他脑中一直挥之不去。
直至2008年8月,在辗转了多个岗位之后,盖如垠被调回哈尔滨任市委书记。
老盖上任之后即提出来,用三年的时间把棚户区基本消灭掉,五年内彻底消灭掉。他说,不是中央提出要求了他们才建,这是他们本来就要解决的问题。
先于全国起步,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规划。目前为止,哈尔滨廉租房、公租房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已经完成了接近80%,剩下的主要是棚户区改造,已完成55%。
哈尔滨市政府确定在2012年要把四环以内的棚户区全部扫掉,力争在2013年之前,27.3万套保障房建设基本结束。
“虽然苦,虽然很困难,但这事我们也得把它干好,因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再难这个问题都得解决。”他说,这是理念问题。
预备赔100个亿
其中,最大的一个保障房项目就是群力新区的民生尚都。项目的策划从2009年开始,在群力新区划出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直接由政府筹集资金,政府组织实施,将来政府管理。第一期建设226万平方米,2010年4月1日正式动工。
老盖当时开保障房现场会下达的任务是:第一年必须竣工60万平方米,高层的主体要完成,第二年要全部竣工。
“我问他们能不能干?他们犹豫半天,我说,不能干现在就换人了,正好常委都到齐了,你房产局长就不要干了,直接讨论换人。后来他们咬牙切齿地说能干。”
因为气候原因,一年之中,哈尔滨的有效施工期仅6个月。当年竣工60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大家都说,老盖疯了。
“没办法,老百姓都在外面等着呢,老盖很着急。”哈尔滨副市长魏伟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
被批评的房产局长是季卫国,现在是哈尔滨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在老盖的“死命令”之下,季卫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群力西区的民生尚都一期,2010年4月1日开工,当年的11月13日入住,60万平方米出来了,就是我干出来的。”季卫国熬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现在颇感自豪,他说,“老盖批评我最多,那可不是一般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但我仍然很佩服他,仍然说他好。”如果不是老盖,他没有想过自己能干成这样。他佩服老盖身上的那份魄力,还有真为老百姓干实事的那股劲儿。
哈尔滨的“十二五”规划,设立了三大刚性指标,旨在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问题;二是解决困难群体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三是社会公共服务上水平的问题。
“全都是实的。”哈尔滨市官员感叹。因其务实、能干并且能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盖在哈尔滨深得人心,从官场到民间无不如此。
保障房是其中的刚性指标之一。关于保障房,盖如垠定下了如下规矩:一是不准改变保障房的性质,必须是政府直接干,而且是真干;二是绝不允许造假,不允许出现质量问题,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犯政治错误;三是政府准备赔100个亿。
老盖在认真考虑之后,将住房问题分成了四类:第一种房就是困难群体的房子,靠市场永远解决不了,必须政府解决,而且是赔钱解决,这是政府的责任,不要推给别人。第二种房是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现在国家还没有政策,这部分人只能在市场上买房,但不管上面有没有政策,他准备探索这方面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微利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第三类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通过公租房解决,这也得靠政府。唯一不需要靠政府的是第四类商品房,他的意思是:放开,谁有钱谁买。你有钱,想住别墅也没关系!
“正是因为有富人需要商品房,我才有高税收,要不我哪有钱赔呀?高税收补给穷人,这社会就公平了。”他大体算了一下,“十二五”期间要解决保障房问题,政府大概得赔100个亿。“这还不算免交土地出让金、免交配套费以及公益设施的投入。”
但1953年出生的盖如垠今年已经58岁,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两年以后他或许就要离开目前的岗位。现有的政策能否持续是个问题,毕竟,100个亿对于一个欠发达的城市不是小数。
政府的算盘
为什么要赔100亿这么多?“现在剩下的都是骨头了,因为建设密度太大,有的棚户区拆完后已经不能再建房子,只能用来恢复绿地或建设公益设施,这就只能赔钱。”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棚户区改造都被作为推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一个重要载体。一方面,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地方更倾向于建经适房和棚户区拆迁安置房;另一方面,也需要棚户区改造项目中产生的土地收益以及商品房开发收益反哺保障房建设。例如在全国仅有的两个保障房开工率超过100%的省份陕西和辽宁,相当一部分为拆迁安置房和棚户区改造房。
哈尔滨也不例外。
“过去是开发商主导,但挣钱的、好拆的开发商都已经拆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了,开发商主导现在也进行不下去了,必须转为政府主导。”
而且,从过去的经验上看,开发商主导也有很多弊端。
“第一个普遍的弊端是为了出效益,见缝插针地建得太密了,造成了城市规划的破坏。第二个弊端是,本来政府与开发商约定这一片全归他干,但开发商自己分成了一期二期,甚至三期,本来政府算账的时候是肥瘦搭配的,但他把肥的吃完了,把瘦的丢下跑了,完全是商业驱动,这样的不少,政府谈完找不着主儿。第三个弊端是,开发商能力不足,导致的一些缺陷,例如老百姓入住了,但未交配套费,房产证办不了,没交电费,电也送不上,现在好多老百姓上访,都是这方面的事儿。”
这些年,政府一直在收拾这样一些烂摊子。
老盖回到了哈尔滨以后,也开始依法从一些开发商手里收回土地。收回的原因很多,有的违背合同、有的长时间不干、有的是占着土地不交钱。其中不乏房地产巨头。
位于黄金地段的爱建社区就因为开发商拖欠政府土地出让金、税金等原因,并拖欠多年,政府按有关土地政策将该宗土地收回9.38万平方米,土地价值20亿元,全部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收回来的时候不少开发商有意见,但有意见也要收回。因为这一片原来就是中心棚户区群众的地方,太偏的地方他们不愿去,只能在这里拿地给他们。”老盖说。
截断了别人的财路,阻力当然是很大的。身边的人为他捏一把冷汗,毕竟,这些开发商中,“有人是可以通天的”。
“但也得这么挺着。整天你好我好的,也能混,但这个城市就这样被混完了。你要想把这个城市抓好,没有别的路可走,要是想干还怕得罪人,你肯定干不了!或者干,或者不干,你只能认一头,我选择了认老百姓这头,就只能这么依法办了,你拿谁压我也不管。”
老盖坚持,现在搞棚户改造,搞保障房建设,必须是政府主导。保障房是保障房,商品房是商品房,保障房必须比商品房先盖好。“这是强令,至少得把保障房盖完了以后,才能卖商品房!这一切都可以由政府来控制,避免像以前那样留下那么多乱象,城市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密密麻麻地全建了房子。”
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些国有独资公司直接介入大型棚改项目,如好民居责任有限公司、哈西投资建设责任有限公司等。由政府的公司或政府直接操盘的保障房,以政府贷款或是以政府的平台调集资金。同时也争取公积金,再加上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拿出一块资金来启动。
当然,政府的账要算得非常清。
“哪部分挣钱,哪部分不挣钱都要算清楚,然后政府再割肥补瘦,进行权衡效益,形成综合平衡计划。如果单凭开发商来评估效益就比较麻烦,效益很难算得很细。”很多细账,主管城建的副市长魏伟必须很清楚。
以今年实施的49片棚户区改造为例,拆除了468万平方米,在这468万平方米土地上,可以进行综合性房屋开发建设,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还可以利用一部分土地资源盖一些商品房,商品房在某种情况下的销售收益就可以平衡到这些政策房之中。
魏伟说,“整个资金都可以通过资源潜力的平衡给予消化。”当然这里所说的消化实际上也等于政府让利。例如群力新区,如果这块地不拿来做保障住房,本身就有好几十亿的效益。
土地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充了像群力新区这种政策房的开发。事实上,这49片棚户区基本上都是这样来平衡的。政府拿到的所有收益都应该投入到建设保障房,通过政策上的安排回馈给老百姓。魏伟说,在今年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当中感到来自资金的压力并不是无法承受,主要是这种资源平衡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资金上肯定是有困难,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能够牺牲在土地运作中的利益,把它补贴给老百姓。”
实际上构成政府资金压力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公租房,一类是廉租房,这两类保障房短期内没有收益,政府必须把钱押进去,难度最大,需要平衡的也是这两项。
当然,另一方面,国家和省一级都有政策性的专项补贴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这部分钱必须百分之七十以上用于保障住房建设,同时,国家财政也给钱补助,国家财政是廉租房1平方米补400元,公租房1平方米补100元。对地方来讲,这个钱到了具体的项目就感觉分量很轻了,因此还需要借钱来满足具体项目运作期间的资金流动需求。
例如,通过政府成立的公司平台进行融资,适度规模地利用银行贷款,以及利用公积金贷款。
最大的障碍是拆迁
但从全国来看,保障房建设的进展仍然缓慢。中央政府当然是相当着急的,承诺的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能否完成仍然是未知之数。这关乎政府的诚信问题。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保障房建设的进程?在国家行政学院一次有关保障房建设的专题培训中,魏伟发现,从中央到省级再到市级,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并不一致。
站在中央的角度认为,国家层面的财政补助以及各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已经很大,地方应该增加资金的支持力度;到了省一级则认为,中央的支持力度还有加大的空间;而到了市一级,他们认为,资金是难题,但最现实最突出的难题在拆迁。
“一个是拆迁,一个是钱。钱是认识问题,是执政理念的问题,哈尔滨困难不?比其他地方都困难,我都能整出钱来,他们怎么整不出来钱?但拆迁问题确实太难了。”盖如垠感叹。
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于年初正式实施后,行政强拆也宣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个人权益保障的角度,这当然是历史性的进步。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他们几乎失去了“征拆事业”中最有效的手段。这使得征拆工作异常繁难。
“整个拆迁进度都放缓了,过了奖励期之后就进入一个僵持阶段。我们正在愁的就是征拆问题如何破题。”魏伟说,他们迫切需要法院的配合。
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只有法院拥有强制执行权。但法院没有足够的人力,面对这么大的征拆量也非常惧怕,这是矛盾所在。
全国都如此。据参加会议的官员透露,6月11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各地反映的难题几乎都是拆迁。住建部方面没有作答,当然也无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