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类对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它们能够可持续补充的速度，是在寅吃卯粮。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在社会管理上是否也有如同资源储备的概念呢，如果有的话，可以称之为社会管理机构的信任储蓄。这个储蓄其实是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公正性与绩效水平评价的储蓄，也就是说，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履行得越好，越能体现社会民众的利益，越能增进社会公众的福利，公众就会把更多的信任性评价“存”入这个信任储蓄中；反之，如果政府的行为不能增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减损民众的福利，民众就会减少对政府信任储蓄的“存款”，当社会信用额度低于一定水平，政府将面临信任危机，民众就会发生“挤兑”。

    信任储蓄不像现金储蓄那样有实体存折，却是存在民众的心里，随着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变化，这储蓄的额度也在变化。而信任储蓄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政府机构的道德公信力、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从而影响社会治理水平。

    前几天在重庆发生城管在执法中暴力致伤小贩的新闻。在很多转载这则新闻的网站评论栏里，人们对城管的粗暴行为纷纷予以谴责，特别是本地网站的言论尤为激烈。从社会舆情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人们对城管评价水平的下降。联想到几年前重庆万州“棒棒”骚乱，我们不能不替相关社会管理部门担心：因为在信任储蓄的下降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社会关系中信任—道德储蓄广泛存在着，任何一个社会人和组织都有自己的道德评价水平，并在其社会行为过程中消长。而人们常说的道德底线是对社会行为评价的最低道德标准，突破了这一标准，也就突破了道德的范畴，而成为反社会的行为。同样的，政府机构的信任储蓄水平，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其“挤兑”线，也就是公权力行为的信任—道德底线。

    突破信任—道德储蓄警戒线的公权力行为，在社会转型期不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前不久媒体披露出一则骇人的新闻：“湖南隆回县计生部门强抢村民婴儿，送入邵阳市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后被贩卖，有的已经贩卖到国外。虽然当地计生部门声称这些婴儿是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有的甚至并非超生儿。”基层政府竟成为人贩子，这恐怕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事情。耐人寻味的是这则让媒体惊爆的新闻在公众中却反应平平，一家时政杂志评论道“某些基层执法人员打家劫舍或随意绑架的现象，在各地早横行多年，其行为逻辑完全在人们可想象范围之内”。其实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在很多地方，由于基层治理长期失序及公权力滥用，政府的信任储蓄增加额度远低于其消耗额度，同时民众不断在减少自己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储蓄额，甚至不再向公共机构输入信任。这就意味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储蓄持续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甚至会低到与道德底线接近，以至于当基层政府的行为突破道德底线时，民众已经视其为正常。

    公共管理机构在这样低的信任储蓄水平上运作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公众对公共机构公正性评价的低水平往往直接影响到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低水平和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我们之前谈到，社会信任储蓄具有集体心理学的特征，这也就意味着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会扩散和累加。这样的特征在突发性集体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一个能引起公众激烈情绪波动的事件，或者仅仅是描述这样事件的传言在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下会爆发性扩散，演变成洪峰般的集体行为。我们注意到，前述新闻发生的地区，正是这几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地区，这难道仅是巧合？

    据悉，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再创新高。但愿我们的政府在关注有形收入的同时，能更多的关注“信任收入”，因为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