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于城市化来解决的诸多经济、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为何却在近年的加速城市化过程中集中发生——

　　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战略重点

　　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确实，实现城市化，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纵观六十年来的十一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可以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的五年计划（规划）都有一个战略重点。这些战略重点任务的完成，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比如：一五计划战略重点是“一化三改”，八五计划战略重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应该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战略重点。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指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指出了方向。

　　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

　　经济快速发展了，我国的城市化却长期滞后于工业化，这就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用10-20年时间，着力解决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关键。其理由是：

　　第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城市化。农业要现代化，农民要富起来，城乡要一体化，必须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只有靠工业化、城市化吸纳众多农民，工业真正反哺农业，城市真正带动农村，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第二，扩大内需，使我国从投资出口主导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国家，要靠城市化。城市是消费工业品、服务业产品的载体。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必定要构建成消费大国，才能实现良性运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内需之所以扩不上去，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没有发展起来。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靠城市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太好。从产业结构分析，是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2008年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是11.3：48.6：40.1。城市是第三产业的助产婆。第三产业长期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滞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快城市化。

　　第四，社会要更加和谐，社会要稳定有序，就要改变目前“半城市化”的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

　　中国人口，按居住地和身份划分，大致是非农户籍并住在城镇的人口占1/3，进城的农民工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占1/3，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占1/3。但从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及其当事人分析，2/3的矛盾产生在上述第二个1/3的人群里。200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488.5万起，其中盗窃、诈骗、抢劫三项侵财案占80.85%。据相关部门统计，这些侵财案件，70%以上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这些案件中抓获的犯罪人，70%以上是流动人员，在这些抓获的犯罪流动人员中70%以上是农民工。再有，这些被盗窃、被诈骗、被抢劫的受害人，70%以上也是农民工。

　　从这四个70%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有很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于不合理的城乡体制、不合理的户籍体制和不合理的农民工体制。在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工人，成为市民，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是提高的，他们并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群体。所以，从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角度，也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革目前的户口体制，改革农民工体制，使农民工脱帽成为工人，使农民成为市民，这既是加快城市化的需要，也是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治本的重大措施。

    城市化速度似乎已经很快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是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城市能够聚集和配置好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上世纪末，国家提出城镇化战略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已经加快了。1998年的城市化率33.4%，2008年达到45.7%。提高1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增加城镇常住人口1906万，城市化已经很快了。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问题主要出在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和实现城市化的道路问题上。

　　第一，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长期实行限制城市化的发展。1998年提出建设小城镇，实施城镇化战略，设想把农民引导到小城镇就业和居住。但一经开放，蓬勃发展起来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后来又提出“以大带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近几年，有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立国际化都市，也有人提出中国要建20个大都市圈的设想。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未来14亿多人口在空间上如何分布？要实现什么样的城镇化格局？这些大事都要及早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再这样各自为政地走下去。

　　第二，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实行城市化，当然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按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的法则办事。但是，这次城镇化浪潮的开局，不少地方就从低偿乃至无偿圈占农村的土地开始。名曰：经营城市。有些城市，成片、成区地被拆，有些县成村、成乡、成县地被拆。美其名曰：改造危旧房，建设新民居，实质是贱买城乡居民的土地，牟取暴利。当下城乡的这股拆迁风，仍然存在。有的村民居民，平头百姓，上访上告，投诉至上级政府，这是这些年信访总量和群体事件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现在是到了立即叫停这种不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野蛮拆迁的时候了。

　　第三，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本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工作，力求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对“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还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户籍制度等）和调整，所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没有破解。表现之一是，虽然我们破天荒地免除了农业税费，采取了多项惠农强农政策，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199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1：1，到2008年扩大为3.31：1。表现之二是，虽然在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解决了农民工的很多问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农民工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与正式工人两种身份，两种待遇，两种期待，两种心理等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每年还以近千万人的规模向城市涌来，渗透到城市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等各个角落。上海市长感言，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进到城市里来了。亿万农民工的到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实际上已“少不了”、“离不开”农民工了。毋庸讳言的是，由此也产生了前面讲过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然，农民工体制必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建设城乡一体化格局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城市，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生长、发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城市有机体的诸要素必须协调发展，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城市，长期以来，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得过了头。没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体制改革，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这条腿长，社会建设这条腿短的不协调状况。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的呼声多年不绝。这样的城市怎么能平安？怎么能宜居？怎么能和谐？我们要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的城市，真正能够实现业有所就、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这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中国“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早在65年前，毛泽东同志预言：“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用了60年，历尽艰难险阻，我们终于把强大的民族工业建立起来了，工业化实现了。600多个城市也建设起来了，但还不够现代（1945年时叫近代），2亿多农民进来了，还没有变为城市人口，是一个二元结构城市。只能说实现了半城市化。切实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这既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陆学艺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