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

现任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院长

    在建筑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陈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十分谦虚、儒雅。面对小记的一连串提问，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让我佩服不已。尽管在建筑设计领域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作为一名知名教授，他依然保留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呼吁：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既要注重硬件建设，更应注重软件建设！

高层建筑既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无奈之举

    城市化，从空间形态上来讲，就是人口和土地高度集约化的一个过程，在物质形态上，则表现为城市容积率的增加，高层建筑的大量涌现。陈喆直言，望眼世界，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都市都是高层建筑云集。“如果高层建筑仅仅是满足人类对城市土地使用空间的需求，其发展也就比较简单了。而事实上现代的高层建筑还承载着诸多非技术因素，如体现商业资本的雄厚、城市的标志、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实力、地位和荣耀等。”

    他说，汉高祖刘邦刚打下天下时就对大兴土木感到不妥，丞相萧何对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这话也适应于当代高层建筑发展现状。“所以我们看到，早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高层建筑比赛，也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上演。前些年，中国民众和媒体也对上海的金茂大厦、环球金融大厦等建筑排为世界第一高而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可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高层建筑的发展始终承担着两个职责：人类的空间需求和精神寄托。”

    陈喆表示， 对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的中国而言，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协调人口与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建造高层、超高层建筑成为了我们当代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无奈选择。

    他说，发达国家的经验已证明，高层建筑、特别是超高建筑对人类而言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首先是安全问题—所有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防范系统，全部是建立在对已有灾难的认知基础上而设计的，而许多大灾难均具备两个特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而人类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往往束手无策。

    其次是生态问题，城市中大量高层建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下垫面的辐射体系，形成城市热岛。同时改变了城市自然空气对流，形成高层风或在冬季因阻挡空气的对流在城市上空形成由污染颗粒构成的霾，从而对人的健康构成危害。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的能源消耗和运用成本也不低。

    陈喆强调，目前我们在修建高层、超高层建筑上的材料、财力等硬件上不存在问题，但在管理经验、思想、安全防范等软件建设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绝不能让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在未来成为中国城市化之殇！

生态意识比生态建筑更重要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歌猛进，煤电水油等资源捉襟见肘的窘局频频出现。这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目前高能耗发展难以为继，必须改变发展方式！

    陈喆说，面对这种现状，建筑界提出了可持续建筑、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当然现在又提出了低碳建筑；尽管它们各有不同，但共同特点就是，以较小的能源和资源代价满足人类对建筑空间的使用需求。

    国外有一些所谓的“深生态主义”学者认为，不论人类提倡什么样的生态建筑，都不可能完全对自然界无损害。他们认为任何现代建筑都是“寄生虫”，都会在自然界留下生态足迹。

    在陈喆看来，这种观点有些极端。他说，目前有一种“积极”观点和倾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欢迎，即建立在高技术水平上的所谓“生态技术”倾向的建筑实践，如诺曼.福斯特、伦佐.皮亚诺等建筑师的作品。“这里环境效益发展的重点在于激活建筑结构和服务系统、隔热交换系统，以及高效照明系统等。这些都是高技术方法的组成部分。”

    他坦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高技派、高成本的建筑很难作到，所以它们根据本国国情，利用当地材料、被动式生态技术等，提出“地域生态建筑”。它包含着自然的、生态的和文化关联性内容。又因其与该地域的传统建筑有诸多相同之处，因此又被称为“生态文化”倾向的生态建筑实践。

    陈喆强调，目前，中国既是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也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东部特别是北京上海，已初步具备发达国家的城市条件，而西部还是非常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所以对待生态问题不能一窝蜂，要充分考虑地域性的差异和经济性，创造属于自己地域环境和文化的生态建筑。

    对中国而言，在建筑设计和技术上，实现生态化，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关键是全社会要形成一种生态共识。生态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是要让生态(或绿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自觉。“这也就上升到城市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城市化建设硬件建设易、软件建设难。建筑的设计、建造需要生态手段，而更为关键的是：建筑运营管理中生态意识更为重要，尤其是市民的生态意识！”陈喆如是说。

我国传统商业街改造的模式

    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快速推进，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丛林，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特色和个性。陈喆直言，很多城市之所以变得毫无特色和个性而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特色的消失。他说，传统商业街区是城市的精华，是一个最能体现演化发展历史和个性的地方。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很多活动的最大动力与追求，其中就包括对传统商业街区的改造。他说，我国传统商业街区改造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多种利益的纠结：公有、私有、集体的利益相互博弈；多头管理的无序：城建、规划、工商、文物等部门的管理或交集或缺失；是大拆大建还是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等，争论不休。

    总体上来说，陈喆认为，目前我国传统商业街改造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政府主导下的、以市政工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改造。以北京琉璃厂、平安大街等为代表，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市政工程，重点是“风貌整治”。虽然在整治过程中修建了一批仿古建筑，但并没有研究它的历史文脉，更没有考虑原有城市肌理与街巷空间格局，完全按照城市功能确定规划，虽然设计中加入许多历史文化元素，仍没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模式已经在近年的历史街区改造中逐渐被淘汰。
第二、企业强势介入，以商业地产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改造。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以上海新天地、成都锦里为代表。这些改造充分结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元素，但由于企业介入开发，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改变了原有街区的使用容积率、尺度、建造方式等，因而原有街区的本质也完全变了。这类改造尽管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建筑设计也尽善尽美，但以商业为目的改造还是有损文物的保护和未能很好关照原住民的利益。

    第三、政府为主，原住民、企业共同参与的改造。这种模式在成都宽窄巷子改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以动迁居民为前提，由政府主导，公司或企业运作，以院落为单位，整理出42个保护院落原样恢复，占整个片区的70%。并尽量做到“原真性保护”而不是“风貌保护”，复原院落格局、建筑形态，而且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这种改造模式的缺点在于以原住民的大量迁走为代价，市井民居完全沦为旅游景点。

    第四、原住居民为主，政府为辅的改造。此种模式以北京南锣鼓巷为代表，它不再由政府或开发商整体介入，而是居民自主，小产权介入，统一规划、居民自建。政府只做市政整治，并以便利政策引导招商，使得居住功能逐步向商业利益转化。这样的更新速度或许较慢，但是一种更自然的状态，也适合我国国情和有利于各个城市留住自己的“根”！

    总之，无论采取何种改造模式，传统商业街改造的核心问题，是对承载着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及非物质内容的保有和提升，这与建设生态社会一样，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