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4.8%，工业品出厂价也上涨了7.5%，创下36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货膨胀处于高位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宏观调控往往一紧缩资金就紧张，最严重的是导致小企业生存困难，就业问题凸显，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消费更加不足，投资与消费更加失衡；而宏观调控一宽松则经济就过热，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又再次发生和攀高。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形成恶性循环和两难境地。因此，中国通货膨胀的特殊发生机理是什么，究竟应当怎样治理，才能使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通货膨胀定义很简单，就是在一定的货币流转速度下，流动的货币量超过生产、消费、交换和储备等对货币的需要，导致以货币表示的需求量，多于以原价格表示的供给量，在由市场自由调节的状况下，以供给价格的上涨来结清多余的需求量。因而，货币学派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很简单，收缩货币数量，减少其流动性即可。

　　然而，国民经济运行远比教科书上讲的复杂得多。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及其特点，与其发展模式有着特别密切的深层次关系。

　　第一，投资建设主导的国民经济增长，由于投资结构和时效的性质，或者当期投资需求大于供给，或者不能形成有效供给，或者形成有效供给滞后，使投资投放的货币不能被形成的供给结清，导致通货膨胀。“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年均增长11.2%、20.2%、25.5%，显现逐步加速状态。长期以来，在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国民收入的使用越来越偏重于积累和投资，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货币主要流入建设领域，投资往往增长过快和过热。当期投资规模过大，超过建材等供给能力，使得钢材、水泥、稀有金属、煤炭等价格上涨，也形成电力价格上行的压力；一部分行政办公大楼、城市广场的建设，并不产生后续的供给以吸引投资所形成的流动性需求；一些公益性建设，如市内交通、绿化、亮化等市政建设，虽然形成公共服务性的供给，但是，它是一种免费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吸收因这些建设投放的在私人手中的购买力货币；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投资，虽然它们的形成未来的服务业供给，却是长期性的，不能立即吸收当期过大投资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因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建设规模长期过大，如果没有相应高速增长的消费，没有已经建成的生产体系提供更多的供给，没有配套的在短期内就可以形成大规模供给的生产体系的建设，投资所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就无法被相应的供给所吸收，从而形成投资过热引致的物价上涨。

　　第二，中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平衡，特别是出口压低和进口拉升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国内出口推动和进口输入的通货膨胀。“九五”、“十五”时期，出口分别年均增长11%和25%，2008年年底以来，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出口负增长18%，2010年恢复性增长到2008年的出口规模，即使这样，“十一五”期间，出口年均增长率仍然为11%。特别是，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长速度恢复到24%。出口强劲，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内供给增加或者相应的进口与之平衡，生产出口品形成的货币购买力，与出口形成的国内供给缺口，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当中国到国际市场进行采购，购买的需求量较大，比如铁矿、石油、农产品等，拉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给国内形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在进口结构中，当中间产品过多、消费品不足时，由于不能吸收国内生产出口品形成的劳动工资等货币投放，会导致国内消费物价上涨。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居民和企业手中握有升值的人民币，而国家用出口换来的贬值的美元外汇去购买美元标价的物品，这样在过去居民和企业手中的人民币表示的购买力与用美元进口后的货物之间，形成了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差额，从而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假如，过去居民和企业由于从事出口品生产和外贸，手中有800元的人民币，合100美元；而出口换回的100美元的货币，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现在只能进口相当于国内600元人民币的货物。仅就进出口方面计算，现在的人民币比过去贬值25%。从经济学道理上讲，就是通过对外人民币升值和美元贬值，对内人民币通货膨胀，来消化进出口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

　　从进出口运行的数据情况分析，“九五”和“十五”期间，进出口贸易顺差的规模分别为12390亿元人民币和17517亿元人民币，而“十一五”时期五年间，贸易顺差规模迅速增加到7503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平衡，在内外货币关系上表现为贸易顺差；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外汇占款投放形成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多，引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此，从数据上看，没有相应的国内有效供给平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民币升值，是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第二大来源。

　　第三，重大工业、大企业发展，轻服务业和小企业生存，而小生产式的农业，是极容易形成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剧烈交替波动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从发展方式来看：1。各地大工业、大资本、大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主要战略。大工业、大资本和大企业，在其大干快上和大规模投资时期，往往需要更多的信贷，形成更多的流动性，如果超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时，就会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价格的上涨。2。由于服务业对增加GDP不迅速和不显著，特别是对财政贡献不大，往往被轻视。而服务业长期发展不足，提供的服务业供给不足，不能有足够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吸收和平衡一部分大工业、大资本和大企业投资形成的购买力。3。现在的注册登记、监管审批、税费、融资等体制，是鼓励和保护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小企业在这些方面受到歧视，创业、投资和经营都非常艰难，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轻工业生产品供给不足。4。而家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市场形成蛛网式反应，价格剧烈波动。如2011年7月份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

　　而当因通货膨胀严重，极力压缩投资，包括与全球经济下行叠加时，由于大工业形成的供给过多，供给的出口受阻，供给被迫转向国内市场，而国内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足，小企业很难生存，就业率相对降低，GDP中劳动所得相对减少，工资形成的收入购买力无法平衡突然增加的大工业供给和出口转内销供给，就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经济很快又步入萧条。中国经济在1997年年底和2008年年底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第四，经济发展中的垄断体制，在中国已经成为推高物价水平的很重要的常态性机制。一是国有垄断工商企业推高价格水平。如石油企业，国际油价走高时，迅速提高价格，而当走低时，则迟迟不降低价格；电信网络提供的是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服务，而且各种收费陷阱很多；城市出租汽车公司，一方面，向司机收取日益增加的高额份钱，另一方面，在油价上升时，则迫使政府提高出租运营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等等。垄断企业利用的是政府提供的廉价资源，象征性地交点矿产和空间资源税，交很少的利润，而向消费者提供的是越来越昂贵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国有金融垄断方式也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垄断，从储户手中以较低的利息水平获得资金，再以较高的利差利息投放给国有企业，虽然从储户手中拿来了低利息的资金，但是并没有低利差贷给国有企业，发挥拉低物价的作用；而存贷利差形成的巨额利润，在金融体系中分配，高工资水平形成对市场的购买力冲击；由于几乎不向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一旦收缩银根，就会造成社会资金的全面紧张，使小型和微型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利息率从平常的年40%左右，上升到60%，甚至100%，财务费用进入生产成本，推高整个供给的价格水平。三是政府土地出让、经营性交通收费等行政和特许垄断，不断推高地价房价和运输价格水平。实行土地计划行政性分配，政府一家行政性出让土地，通过招拍挂，多家竞争，价高者得，价低时流拍不卖，七十年租金一次收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强劲推动地价、进而推动房价越来越高的内在机制。实行国有和政府垄断，在现代国家中，往往是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在中国，却成了谋取垄断集团和地方政府利益、推动价格水平上升的机制。在中国特别许可的体制下，垄断行业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国家价格低廉、甚至无偿的资源，而向居民生产和供给的却是价格高昂的产品和服务。

　　第五，国民收入分配及支出由政府主导，也是物价水平容易上涨的重要原因。2010年，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政府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支出的37%左右。从国民收入分配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几乎年年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到3倍。任何一个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会越来越低，政府分配的会越来越多。大部分劳动者收入用于消费后，要从事生产和服务，再形成供给。而政府消费那部分加大了社会需求，却不会形成任何供给。政府收入中偏好投资的机制，也不会形成未来的供给，而且会使得近期投资需求加大。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政府，政府的行政公务消费，特别是“三公”消费，以及后来不形成直接生产能力的大楼、广场等投资，包括不形成直接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过大过多)，都是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