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数目急剧减少官方慈善公信力急速下降 专家认为慈善应“去官化”

8月8日，网上爆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用善款高价收购炉具牟利。尽管该基金会在当天就迅速辟谣，但看网友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论调。

在公众心中本就不甚牢固的官方慈善机构形象，此刻变得更加脆弱，亟须重塑。郭美美扇了扇蝴蝶翅膀，搅乱的不只是红十字总会，而是中国整个官方慈善的江湖。据报道，有基金会代表向红十字基金会代表抱怨：“你们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呀！这事儿让我们都大受影响。”

 8月初有消息称，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而佛山的则颗粒无收。不仅红十字会，其他官方慈善机构所收到的捐赠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影响；不仅捐赠，他们还被统称为“官方慈善”，其声誉被捆绑着下降；不仅是声誉，受牵连的还有整个中国慈善的未来。

 昨日，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输入“成龙”，这位大哥的捐款仍然是连续几次的1分钱。7月31日，这个平台如红会所承诺那样如期试运行。尽管在第二天，热情而敏锐的网友们就发现了种种错误，但过了十天，这些难以解释的记录仍然固执地停留在网页上。

平台上线

仓促上阵能力亟须加强

 除了对个人捐款数目的质疑，网友们还关注到玉树地震两家援建医院造价相差高达5倍。红会事后的解释称，这是因为输入错误。

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看来，“红会信息平台上线，时间仓促，数据量大，没错误才怪。”平台上线之前，他曾经参与了红会的专家把脉。

 “红会可能真没作假。但披露的数据要经过处理，还要解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某大企业捐了1000万元。这个企业会让它下属的地方公司参与捐献，北京的捐300万元，广州的捐300万元等。那你说这是一笔捐款吗？公众上网一查，怎么没有这个企业捐的1000万元呢？这笔钱肯定是捐了，那有没有当时的记载？把这笔钱的情况解释清楚？”在程刚看来，信息披露是一门科学。“首先要研究披露哪些信息，定下指标体系，其次研究信息采集，这种采集要有可持续性，第三是信息的准确性，第四是如何披露。”

 而这种能力对于仓促上阵的红会来说，显然亟须加强。程刚所在的基金会中心网，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中显得如此特别。他们一直在做的，恰恰是公众要求做到的——信息公开。而他们的经历，不妨被看作是中国慈善机构透明化的破冰之旅。

该网于去年7月8日正式上线，是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信息披露平台。在那之前，国内还没有一个能集中披露各基金会信息的平台。程刚曾描述当时的情况——全国到底有多少家基金会，即便是主管的民政部，不同部门、不同的司局，拿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具体的相关信息了。

索取信息

“行业自律”一走20年

 “其实，行业内部对于信息披露的呼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那时，一些行业的有志之士，也是现在的老从业人员，已经意识到整个行业要自律。这个自律，没想到一走20年了。”程刚说，在这20年中，一些老前辈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

1998年，他们曾想做行业自律和信息披露，“想有一个大的推动，但当时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

然后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崛起。那年的捐款数额超过1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从改革以来，所有的捐款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那是中国慈善行业的一次大爆发，也引起了学者、公众的广泛关注，自然也推动了行业的信息透明。”这一年，慈善捐款超过千亿大关，占到GDP的0.4%。

 “2009年，国内慈善机构访美，一看，人家在做的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实上，1998年那会儿，我们也是准备参照美国的规则和办法。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基金会数量大幅增长，美方也对我们另眼相看，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回来后，我们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

程刚所说的工作，是将全国两千多家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的，相关的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项目执行机构等内容，分级收集并上线公布。

但采集并公开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通过上门、电话等方式进行，却屡屡碰壁。

 披露信息

最重要项目一片模糊

 “想是想了，做就不容易了，尤其想要各方达成共识。因为信息披露会影响很多基金会组织。”

程刚说，在基金会管理方面，“政策好，实践起来却不一定。有时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惩罚机制，这让信息的采集和披露就难了。”

最难的一点是如何披露。“我们有几个办法。首先政府管理基金会，要求基金会每年在指定媒体上 披露信息。很多基金会都注册在地方上，当地很多报纸没人看，有的还要收费，有的报纸一个版要三五千，我们拿不起。另外，有的基金会每年都要向主管部门汇 报，问他拿信息他会说，你去找主管部门要。以前，全国只有两三家民政局在网站上公开基金会信息。后来，我们不断推动省一级民政局拿到基金会信息后进行披 露，效果很好。现在全国包括广东省在内有10个省级民政部门都会公开相关信息。”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基金会。“基金会报给主管部门的信息，有的很笼统，很模糊。你说那些财务数 据、报表，有几个人能看懂？公众关心的是什么？为什么红十字会披露信息后大家还是不依不饶？大家关心的是捐的钱用到哪里？效果怎么样？所以，项目信息很重 要。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谁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效果怎么样……恰恰这么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

与红会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不同，那时基金会的透明行动“没有人逼着我们去做”。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亦是发起机构之一。

 骨牌效应

 不信任态度波及基金会

 8月9日，在回应了红会新爆出的公车丑闻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更新了一条微博：“这次是彻底受伤害了，暂停发声。”不论真相如何，事实是，红会每条更新的微博以及每次回应，都只会招来网友更多质疑和反对。

而网友的这种不信任显然已经波及其他官方慈善机构。8月8日网友爆料，这次被卷入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被曝“温暖工程基金只为小兵张嘎卖炉子”。当天下午，妇基会对本报记者做出回应，称帖子中的经费预算是虚构的；关于使用社会捐赠购置采暖炉具的问题，不涉及使用救灾资金。

 妇基会难以与有官方拨款的红会相比。程刚说，妇基会是基金会体制，不回应可能就缓不过劲儿来了。

让很多行业人士头疼的一点是，在公众的心里，红会、基金会、慈善会统统都是官方慈善机构。而 程刚告诉记者，国内慈善领域实际上有三个系统。一个是红十字会系统，是官方机构，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性质；一个是慈善会系统，是社团，不受基金会管 理条例约束；一个是基金会系统。“人们一说慈善，就容易把这三个系统混在一起谈。”

 “慈善应该回归民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慈善就不要做了。我认为，红会的官方性质是症结所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隐患没解决。做慈善，还是应该去官化。即使在基金会系统里，也有一些基金会有官方背景。将来，我想慈善还是会回归民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