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连玉明说，“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个亿。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以上海、北京、香港建设世界城市为龙头，加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市圈的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其次是生活质量是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次五中全会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连玉明认出为，这将意味着更加重视人的尊严、社会公正、和谐均衡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将成为现代城市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

 
　　

 
　　三是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连玉明表示，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外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优势，二是未来潜能。文化则是未来潜能的源泉。公共文化是城市市民的现实需求，也是公众的基本权益。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文化精神是城市发展的灵魂。以文化促文明，以文明促和谐，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让一个城市，特别是让城市领导者能够像抓经济、抓稳定那样，投入足够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抓文化，并且像抓经济、抓稳定一样抓出效益来，抓出政绩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破解的课题。

 
　　

 
　　四是“大城市病”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风险和挑战。“‘大城市病’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连玉明说，“十二五”期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因素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安全形势严峻，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非传统危机、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正成为城市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这六大“城市病”将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将成为未来城市的当务之急。”可以肯定的是，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从“两型”社会向“三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城市发展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五是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多层次、多样性、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对传统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连玉明说，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现象为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更大的挑战。“这些需求、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建设推动政府转型。从发展趋势看，这种转型有三个基本导向：一是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去；三是从‘大政府’到‘大社会’的转变，就是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连玉明说，社会发展的重点，就是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要求。“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他肯定地表示。（史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