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按照报告的说法，北京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稳定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健康的格局，也意味着社会形成了一个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主体。

　　那么，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从而得出北京等城市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结论？

　　按照以前2000元的起征点，纳税人数为8400万人，当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尽管用这个数字本身来衡量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计算上肯定偏少，但社科院的2.3亿的数字，明显高于现实。

　　事实上，在中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中等收入，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社科院的报告似乎刻意回避了收入标准的门槛，只是笼统地以家庭恩格尔系数30%到37.3%作为划分标准，从而认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经达到2.3亿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但很显然，如果简单地以恩格尔系数来判断是否属于相对富裕，即中等收入阶层，事实上可能会掩盖很多现实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即使达到10万元的家庭，都很难买得起房。特别是在通胀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进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等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却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说只能维持温饱。

　　不可否认，“橄榄型”社会结构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