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2011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日前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农业增长、结构变迁与农业现代化，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农民收入、消费与社会结构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主题，就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和前景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一、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主任在 “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主题报告中，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他认为，百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可分为清末民初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等四个阶段，并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对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得出的重要经验和启示是：一要深化农村经营体制和管理机制改革，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二要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三要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四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展望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前景，宋洪远认为，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快速推进、市场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与特点：一是农业产值与就业份额的非均衡递减，二是土地非农与人口非农的非均衡递增，三是农业的小部门化与多功能化，四是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扩大，五是机械—化学—生物—信息技术的交互演进，六是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七是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此，他提出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工业化城镇化的支持带动作用、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推进农业农村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围绕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农村政策的意义，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林毅夫回顾了世界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指出发达国家由于需求萎缩导致了失业率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急剧积累，政府财政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他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目前还占到全世界生产总值的70％，受复苏前景黯淡的影响，在未来几年，整个国际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低迷。而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工资增长的速度也很快。另外，由于较低的政府公共负债水平和大量的外汇储备，国民经济中消费和投资增加都会比较迅速。他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将在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长，到2030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是至少达到美国的50％，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林毅夫指出，要实现这种长期、稳定的增长，首先取决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其次是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第三要解决收入分配及贸易不平衡问题；第四要妥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林毅夫还指出，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将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一是农产品的量和质的需求将会增加，而农业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将会减少，这将使粮食安全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二是如何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问题。为此，他认为，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改变农业的产业结构，从而保证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未来中国农业农村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二、农业增长、结构变迁与农业现代化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世翼对韩国的农业农村发展进行了回顾。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农业发展非常落后，农民也非常贫困，从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韩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农业农村发展开始加速，1975年韩国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农村地区的景观非常美丽。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进一步朝着环保、高科技的方向发展。但韩国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农民老龄化问题。目前农民平均年龄大概在55—56岁。二是人均面积少，生产成本高。三是资本投入不足。四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只占城市收入的2／3。他同时认为韩国农业也有很多潜力和机遇。一是韩国消费模式不断变化，这与韩国农业向高科技方向发展相一致。二是新一代农民数量虽然比较少，但是综合素质较高，往往成为一些乡村的领导，带动当地农村发展。三是近年来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10年农产品出口达到59亿美元。吴世翼总结了韩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他认为韩国农业的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农业高科技，通过高科技的发展使种业、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业取得发展，农业产业的合理架构使得农产品质量得到提高，农民收入得到显著增加，从而促进农村进一步繁荣，这就是韩国发展农业成功的良性循环模式。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在中国农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分析了增长和变迁的主要驱动力，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现代国家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农业过去30年每年以4．4％的增长速度发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此外，农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时，种植业约占80％，目前约占50％，农作物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时80％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现在只有2／3。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增长与结构变化主要是制度创新、市场改革、政府投入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很多研究都表明，早期中国农业增长的90％左右都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中国30多年的市场改革将国内农产品市场高度整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基本接轨，价格传递更为迅捷，使农民可以根据价格变动更合理地配置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此外，政府投入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50％的耕地已经得到了灌溉，在发展中国家排在前列，也高于部分发达国家。在科技投入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业科技投入总量每年都以2％—3％的速度增长。黄季进一步指出，中国农业在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谈到未来中国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他预测水稻和小麦的粮食安全并不存在问题，需求增长较快的是蔬菜、水果，更为重要的还有畜产品、水产品，未来会成倍增长，需求很难控制。因此，他认为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靠制度创新特别是土地制度创新、市场改革和国家投入。今后国家投入的重点除了增加农业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基础设施、食品安全以及对农业生产等非常重要的一些生产要素的投入。

  三、国际趋势、农业市场和结构变迁

　　与会专家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将刺激对大多数食品的需求，从而对全球粮食供给提出挑战。这些因素会进而推动对肉制品和奶制品的需求，将推动玉米、粗粮等饲料粮和其他膳食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的需求将继续争夺土地和水资源。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和土地稀缺将越来越多地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对粮食安全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气候变化将使农业发生改变，从而威胁那些依赖作物和畜牧业以保障其粮食安全和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MarkW．Rosegrant先生，研究评估了截止到2050年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热量供应、价格的影响。
　　对于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地区部经济与社会政策援助小组协调员PurushottamK．Mudbhary先生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研究和推广农业投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此外，政府必须对食用粮食向生物燃料生产转向进行合理处理。最后，为使穷人免受高粮价之苦，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粮食安全保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分析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认为尽管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的基础还很薄弱。我国进口的粮食等其他主要农产品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尽管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农业生产资源的保障，对于农业投入的保障，对于农产品供给的各种刺激政策仍然是不能放松的，对于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仍然不能轻言过关。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尹成杰副主任委员分析了我们国家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之后，认为关键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摆在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国家现代化的首位。
　　如何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也是讨论的热点。农业部陈晓华副部长在分析了近年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后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是导致价格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认为推动农业发展要建立三大体系，一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二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他认为，解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业，二是加快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三是努力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

  四、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人口的迁移和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中，人口变化、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近一个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专家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一方面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二是绝大多数到城镇工作的农民工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三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四是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预测的结果显示，从本世纪开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全是负值，也就是说增加的少，转移出去的多，从而保证了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还有新的供给。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3年，因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特别是2003年以后，越来越偏重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则用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就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比较高，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第二产业对城市化的弹性最低，第二产业越发展、比重越高，越会在资源上限制城市化。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国的人均GDP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低，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双放弃”，即不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土地、林地和草原，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的户口。马晓河提出了我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问题。中国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较低的消费率和较低的服务业占比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问题。当前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是城市市民，所以他们对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对调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没有意义。这种城镇化是农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没有发展资本的城镇化；三是城镇化和城市管理体制问题。当前中国的城镇体制以一种纵向的行政层级为主，大量优质资源向最顶端的城市转移，所以反过来大城市建得越来越好，最后又限车、限人入城，形成一种扭曲。此外，城市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城市行政分割现象，在这种机制下，谁都愿意把稀缺的资源，如土地和资本吸纳到自己的城市里，谁都愿意让农民工进城为他们劳动，建设美好家园、美好城市，但谁都不愿意为农民工承担公共服务支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