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归来有感 

　  2011年6月12日-18日，笔者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临汾市永和县的坡头乡的赵家沟村驻村5天，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分别入户或到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累积交流农户20余户，与30余位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以及10余位乡小学教师也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在驻村生活和交流过程中，一方面充分感受到了近年来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农村近年来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强烈感受到在当前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一、山西永和县和赵家沟村发展现状

    永和县地处吕梁山脉南端，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东岸，临汾市西北边缘。东邻隰县，南连大宁县，北与石楼县接壤，西与陕西延川县一河之隔。全县人口6.4万，其中农业人口5.3万，辖2镇5乡，79个行政村，306个自然村。永和属十年九旱，属雨养农业县。全县土地可利用面积169.5万亩，人均占有26.25亩，现有耕地面积34.7万亩，人均5.37亩；基本农田11.8万亩，人均1.87亩，林地面积66.4万亩，其中乔木林31.39万亩，经济林35万亩。林木绿化率36.5%，森林覆盖率17.3%。目前红枣、核桃为主的经济林产业已成为该县的主导产业，2010年底，全县经济林面积达到35.5万亩，产量达到1700万公斤，经济林产值达到650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4%。具有丰富的煤炭、煤层气等地下资源。

    201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6亿元，资产投资完成3.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4亿元，财政收入完成2313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8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616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数的63%和31%。

    赵家沟村是坡头乡呼家庄行政村中的一个自然村。呼家庄共有农户146户，人口523人，耕地总面积7000多亩，其中包括退耕地1800亩。5200亩的种植土地上，沟坝地1600亩，其余是坡地。赵家沟村，现有村民65户，234口人，除去外出务工人员和读书人员外，在村常住约130人，其中低保户9户、五保户1户，耕地面积2500多亩，其中平地600亩，主导作物是玉米、核桃，核桃有1300多亩，3万多株，已发展养猪户8户。2010年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即使山西永和县赵家沟这样偏僻较穷的山村，国家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退耕还林、新农合医保、养老、危房改造等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老乡们的生活虽然还比较困难，但是比前几年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村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不低。

二、“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现状

    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赵家沟户籍人口数234口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就是老年人和儿童。经我们与河北、湖南、内蒙等其他省的“百村调研”的同志们交流，其所在的农村也都基本是这种状况。农村人口外流在给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农民荒”和“撂荒”问题前景不容乐观。

    近几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下，“民工荒”的问题时而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就在公众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何谓“农民荒”，相对应制造业的“民工荒”来说，就是从事种植粮食等农业的合格劳动者（农民）的大幅减少。“撂荒”就是有耕地没有种，成为荒地，这是农业中的“开工不足”。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事关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大局。据报道，在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地区的农村，土地撂荒的面积并没有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强而减少。相反，随着农业高成本、贫富差距拉大的种种现实，部分农民认为“种地不如打工”，使土地撂荒的面积有增无减。[1]

    在我们调研的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一是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劳动力严重“超负荷运转”。二是种田辛苦而收入少。该村农民基本上早上5点起来下地，晚上8点回来，带着干粮和水，栉风沐雨，锄禾日当午，有的田地在5公里以外，有时候就要在地里过夜；据农户介绍，一年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率很低。三是目前农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据调查了解，青壮劳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青年一代农民 “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最高理想”，即使他们在外务工遭遇困境返村，由于务农经验严重缺乏，也成不了合格的农民。四是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在制度上和实践上都还不成熟，加上种地的低利润率，社会资本进入正常闲置土地进行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尽快解决，若干年之后，“农民荒”将不可收拾，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加上粮食生产的时令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恶性循环，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农村义务教育面临“人去楼空”的严峻形势。

    我们调研所在的坡头乡在上世纪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位，2007年减少为200位左右，2009年开始减少为90位左右。现在全乡已经没有初中学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有教职工24位，现在中心小学只有68名学生，其他行政村还有四所小学，共有21名学生，平均每个小学5名学生。中小小学的1-6年级分别只有13位、9位、10位、11位、14位、11位小学生，3700平米的校园面积，正在新建的校舍总投入130万元，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国家对学校的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的经费财政投入将面临巨大的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将受到极大影响。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只有几个学生，有的校园已经撤销而“人去楼空”，改作“养猪”、民房等其他用途。据调查了解，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一户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此外，在我们的调研中，农村学校民办教师的“同工不同酬”问题比较突出，永和县中小学共有30名民工教师，占，其中坡头乡小学有一名，据校长介绍，民办教师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上都很出色，但是工资待遇仅为“公办”教师的1/4左右，“公办”教师每月工资为2000-2600元，民办教师每月仅为670元左右；民办教师的处境让人心酸，每次年底公办教师发奖金的时候，校长都让民办教师不来上班，怕民办教师因为没有奖金而感觉不公平和难过。

（三）乡村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涉农政策在乡村的贯彻落实，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维护乡村生产生活秩序，都需要乡村基层干部具体实施。在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县，伴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普遍外出务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我们所在的赵家沟村平时看不到青壮年村民，基本上年轻的夫妇都外出务工，留村的主要就是老人和儿童，村里的主要青壮劳力和主要干部就是村支书一人，村委会每年包括工作补贴在内的工作经费只有3万多元，他要服务包括赵家沟村在内的呼家庄行政村共146户、523口人，事无巨细，疲于应付。乡党委书记、乡长应同样面临这样的工作状况，在我们驻村的一周内，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除与我们交流外，每天从在到晚都是处于上下奔波在全乡各处田间村头。

    近年来，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乡村干部团结和带领农民群众艰苦创业为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村优秀干部的先进典型。但是，在乡村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法制观念、科学素质、工作方法、党性修养还存在“短板”的情况下，更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是乡村干部队伍“人员短缺”、“后继无人”。

（四）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处于被消失的前夜。

    目前，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过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赵家沟村的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据报道，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再徒步40分钟的山路，穿过连绵山坳，便到了河背村。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2]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以“消灭”农村、消灭农耕文化作为代价，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复存在，“水泥森林”和“鸽笼生活”覆盖神州大地，那么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代价就太大了。

三、“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的原因解析

    经研究发现，“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现象正在我国内地部分农村上演并日显严重，这不仅将对“三农问题”的终结产生深刻影响，亦将给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等带来诸多变数，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共同原因是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即在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消费者（孩子上学、就医等）持续、单向的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临近城市以外的农村较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

    进一步思考发现，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并非是资源有效配置、要素重新分配的新形式，而是城市又一次对农村的“汲取”，只是“汲取”的不是“资源”，而主要是劳动力。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城市凭借着对农村的相对优势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向城市，这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却也给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外流”。我们到农村调查不难发现，全国各地乡村所聚集和留守的全是妇女、老人、小孩，青壮年劳动力在内地众多农村已近乎绝迹。

    虽然农村农业向城市和工业的劳动力、资本流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纵观世界工业化国家，乡村“空心化”却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目前这些现象有的地方刚刚出现苗头，有的地方已经比较严重，需要尽快研究应对，以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化战略如若不改变，不只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农业发展的后劲将彻底丧失，最终只能是农村、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愈演愈烈。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民荒”和“撂荒”问题。

    “农民荒”、“撂荒”，正困惑着打工者众多的农村地区。解决“农民荒”、“撂荒”问题刻不容缓。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中央要求，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坚守到2020年。必须节约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如果有地无人种，或者耕种程度不足，将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开工不足”，必然导致全国范围的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引发通货膨胀，并可能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作为13亿人口大国，我国确保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必须依靠国内基本自给，自给率应达到95%左右。[3]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支点，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调节“撂荒”行为。

    建议一，完善和调整城市化战略和模式，真正体现工业反哺农业，真正的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落实和体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

    建议二，价格和补贴，重点是价格。目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依然偏低，这直接导致种粮相比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低，需要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才能根本上有种粮的积极性。调研中也发现，种粮农民近年来最大的收入增长是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建议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种粮的财政补贴，由于政策执行成本、存在的“骗补”现象、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建议三，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一是继续完善鼓励农业生产的种粮补贴政策。自2004年我国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以来,以计税耕地面积发放补贴资金的方式一直面临质疑，时有村民在网络论坛反映补贴没有和实际耕种挂钩，媒体报道也是有报道“骗补现象”，这是补贴政策执行难留下的政策漏洞空间。二是建议财政补贴的侧重点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予以财政补贴。把补贴给农产品的终端消费者，由于城市中的政策管理技术手段相对较好，政策的漏洞小，同时这种补贴对粮食价格市场信息的扭曲效应小，有利于农业企业、农户等各方面的种植行为决策，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建议四，研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农村撂荒土地流转的方式有转包、转租、互换、入股等多种。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作用，使土地合理流转，规模经营。可以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收集农民土地流转意向信息、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平整后将连片土地公开招租给经营户或社会企业，从事集约化经营。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既可以获得土地经验权流转收益，又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就地务工。

    建议五，研究国有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国有资本弥补“市场失灵”，建议成立省级国有粮食种植企业，按照县域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事关全局。“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李昌平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要稳定联产承包制，要学习日韩的成功经验，要避免重蹈农民失地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的“菲律宾模式”[4]。

    建议六，发展现代农业，应对“农民荒”。农业人口日渐减少、传统农业文明日渐衰落是社会发展趋势。现代农业不仅是我国农业的最终出路，也是农业人口日渐减少、传统农业文明日渐衰落的需要。由于传统农业在资源配置上已经达到了极限，改造传统农业最好的办法是引进现代技术。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同志在谈“四个现代化”思想时就提到了农业现代化问题。现在，虽然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当前，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推广现代农业技术，鼓励规模化农业生产、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完善农村物流条件，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应对农业人口后继无人的困境。

（二）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必由之路。

    由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大幅减少，并且趋势更为明显，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服务对象”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平等的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政策力度。

（三）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需要新思路。

    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权组织建设是受干部队伍影响的。乡村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一是要继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科技文化素质、转变思维方式、改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加强党性修养；二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对于条件艰苦地区的乡村组织要加大补贴，以吸引合格人才从事乡村干部工作；三是要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放在解决农村“空心化”、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框架下考虑进行。

（四）适当集中：拯救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

    对于山西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大，农村的凋敝是短期内难以避免的，建议在集中建设县城的基础上，加大对地理位置分散的农村整合力度、推进坡地梯田退耕还林、完善农田流转和转租服务，将人口大幅减少的农村适当集中，规模化的提高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保留和恢复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建筑群落格局的改变必然改变生活形态，生活形态的改变必然改变文化习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消灭农村”。在这个进程中，要避免“消灭农村”、单纯以城镇化替代农村、以单元楼替代村庄。

五、结语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农村发展、农业稳定、农民幸福，则国运盛、民心稳、社会和谐。当前，新时期“三农”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对其存在的问题依然要保持密切关注，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农民向产业劳动者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水平和促进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因单向度的城市化政策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外流，加上资本等外流，而使农村“空心化”，农村生产日渐萎靡、农村社会逐渐凋敝，“农民荒”应然而生。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和“农村空心化”,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重视城市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改变城市化化中的单向流动、从根本上遏制农村“空心化”、“农民荒”和“撂荒”等现象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为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参见：《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http://news.cntv.cn/20110314/105417.shtml，访问时间2011年6月29日。

[2]参见傅尹：《从“农民荒”到“土地荒”有多远》，载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2月19日。

[3]万宝瑞：《当前农业发展需要关注的五个问题》，载于《新华文摘》，2011年第12期。

[4]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后，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一直控制着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农民只能租佃土地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或做农业工人。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大量失业农民涌进城市。在城市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