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教授张孝德指出了目前乡村振兴值得我们关注的三个怪现象：一是村干部不急，政府急；二是农民不急，专家急；三是农民不急，企业急。

  以下为《张孝德：目前乡村振兴中几个怪现象》全文（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顶端新闻）：

  自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之后，乡村振兴轰轰烈烈开展着。但我们冷静下来，发现在这个热热闹闹中，有三个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村干部不急，政府急。自从实施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重心大幅度向乡村工作倾斜，这对于底层的乡村而言是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但是我们发现，虽然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开会、出文件、定方案搞的很热，但处在第一线的大部分乡村干部却是不温不火，没有跟着热起来。为什么会如此，深究起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村干部对于乡村振兴尚缺乏动力和信心。对于乡村存在的诸多问题，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虽然自上而下出台的各种文件，彰显了政府对乡村振兴高度重视和决心，但这些重大政策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尚未挂钩、在尚未给他们带来感受的效果之前，他们的态度就是观望和被动接受。况且许多出台的许多东西不能落地，使他们找不到感觉，让心动起来，主动地参加到乡村振兴中来。

  其次，目前出台的乡村振兴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许多做法，主要是惠及少数示范村、典型村的振兴，由于缺乏对大部分乡村具有普惠的政策，由此导致大部分村干部觉得这些与己无关，对于乡村振兴是隔岸观火，雾里看花，没有足够吸引力让他们主动参加。

  再次，最近几年，围绕乡村振兴搞的自上而下搞的运动式的那些事情，与乡村的真实需求不挂钩。如最近几年搞的轰轰烈烈的乡村厕所革命，乡村环境整治、乡村垃圾治理、乡村秸秆处理等，这些事从宏观上看很重要，但从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看，在村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与本村需求与利益能挂钩的事。

  二是农民不急，专家急。在从振兴中，对参与热度高的另一个群体，就是最近几年，蜂拥而至的专门们。打开各种媒体和网站，频繁举行的各种论坛与会议，充满了专家们关于乡村振兴的各种观点、思想和主意。但在如此大量的信息中，唯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看不到农民的身影。我们看到的诸多文章，发现很少是深入农村调研的文章，大都是专家的个人的高见。

  目前之所以会出现，农民不急，专家急现象，我们发现专家急的不是农民之所急。有一些专家着急的是如何拿到课题经费，而不是真正急农村所急的研究。许多研究内容与乡村、农民这个概念有关，其研究符合理论的逻辑和标准，而与真实乡村和农民关心解决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此外，最关键的是还有许多专家研究，压根就不是站在农民、农村立场研究乡村问题。而是站在资本的视角和企业的立场，甚至是所谓国际化的视角(其实是西方化视角)，来讨论如何推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集中，推动做大做强的大规模农业等。这些研究背后的逻辑，是按照如何让农场替代农户、如何让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如何让乡村变成公司、如何让资本进村，农民出村的思路进行。如果中国乡村振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那么乡村振兴之路将是一条去农民、去乡村，甚至会趋向西方式的乡村振兴之路，这条路不是农民想要的走的路。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理论在目前的乡村振兴，还是很有市场。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背后，都有一个响亮叫法，是现代化的。习近平主席在许多场合，一直讲，希望专家们要把论文写下田野大地上，应该也是针对这种现象所讲的。

  三是农民不急，企业急。乡村振兴实施以来，随着鼓励社会资本进村政策的实施，也出现了农民不急，企业急的另一个现象。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本来是一件好事，应该是农民欢迎的事，但我们看的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农民不急，企业急。不可否认，有一些企业是有情怀的，希望为农民和乡村做贡献，即使如此，农民在没有得到是真金白银之前，不会轻易动心相信你。何况涉农的大批企业，是按照资本的逻辑，为了获利而来，对此农民更是采取警觉、怀疑的态度。企业讲效率和速度，农民求稳妥，由此形成的反差，只能是农民冷，企业的热。

  上述现象，说怪也不怪，如此强大的乡村振兴战略之举，对于长期以来，生活在相对封闭、务实、求稳定环境中农民而言，有一个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所以农民不急，恰恰是告知我们，乡村振兴是一件长期的大事，需要慢慢加温，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政策与力度，要与农民接受的程度相匹配。这个现象，是提示参与乡村振兴的政府、企业和专家们，要深入到农村进行调研，要真正从农民与农村的真实需、迫切需要解决真实问题出发，来确定于其相匹配的做法与速度。

  此外，这个现象之所以称其为怪现象，是因为，我们也发现此现象也有其不符合常态的地方。因为从这现象中，需要追问一下，乡村振兴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为什么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第一责任的村干部，一直没有热起来，心没有动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态度是观望、消极，甚至还有诸多抱怨。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关于乡村振兴的许多政策与制度的有效性了。这说明目前我们许多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制度、政策与办法，未能激活农民与村干部的内生动力，或者说，我们诸多所谓高端的规划设计中，压根没有把他们作为主体、主人来看待，其中隐藏许多设计者的自己的自私与利益。

  总之，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目前的乡村振兴机制、制度缺乏激活内生的功能，是沿着是外生性方向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毛泽东曾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毛主席讲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的乡村振兴，是否也需要讨论与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主人、谁是乡村振兴的领导者、服务者、推动者，这个问题也中国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需要我们关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