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年5月14日

  地点：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李秉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经济师

  从1996年《质量振兴纲要》到2012年《质量发展纲要》，再到近日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一直是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2023年5月1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召开第37期城市化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从《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看我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与媒体朋友，从中国品牌、产业竞争力、基础设施、治理体系、农产品质量等多角度，就我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展开深入研讨。

  首先，很高兴介绍出席今天研讨会的嘉宾，他们是：

  李秉仁  住建部原总经济师

  刘首文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高级专家、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首席专家、山西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生态农业专家

  赖文鑫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教授

  刘爱强  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永清高新区清樾岚庭项目总经理

  彭祥林  华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梅   玫  中创实业集团副总经理

  刘   洋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

  顾   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城市化网总裁

  王  卿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景观设计学》期刊活动运营

研讨会现场

  主持人蔡义鸿：热烈欢迎大家百忙中莅临！首先我们有请李秉仁总经济师做主题发言。

  关于我国的城市化质量早在1982年12月的时候，由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在南京市组织召开过一次城市化质量方面的讨论会。我在1983年的《城市规划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就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所预言的哪样：“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按常住人口计算从1978年的17.92%发展到2022年的65.22%，按户籍人口计算从1978年的15.82%到2020年45.40%，每年增长均超过1个百分点。由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化，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一直存在差异，差异率最高的为2020年达到了18.49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61亿人（现在称之为人户分离人口），这是制约我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的城市化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如果说从质量上来说，还有待提高。以下我就城市化高质量发展谈谈粗浅看法：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还不足：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就说明我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通过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的改造，逐步建设软硬件功能完整的社区。二是要推进城市生命线工程建设，提高城市保障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做的比较弱的，特别是关于生命线工程的水电气管廊等，事关城市安全，以及预警系统方面存在不足。三是要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安全的很多方面，包括基础设施、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如地震、水灾、台风、火灾、煤气爆炸等，例如哈尔滨、无锡等地的桥梁或引桥被载重车辆压塌了，因为载重车太重了。这些通过智慧城市的智慧化管理是可以预警的。四是做好城市历史及其文化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我们不能再搞大拆大建了，包括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也需要留住乡愁。五是要推进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建设一个数字社区，让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

  第二、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依然是支柱产业。通常一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到GDP的5%时，这个产业就是一个支柱产业。从2013年到2022年这十年建筑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是7%左右。

  2022年我国建筑业的增加值占GDP的6. 9%，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6. 1%，这两个产业加在一起达到了13%。当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量还是非常大的，今年第一季度水利、铁路和公路交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这就说明我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态势，与我国的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是相吻合的。

  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迫切需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我国自200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4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6.96%。

  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8亿，占总人口的19.8%，65岁及以上人口2.1亿，占总人口的14.9%，可见，我国已经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老人中入住养老设施的普及率还不高，其中九成以上为居家养老。但在老龄化、高龄化、空巢率不断升高的当下，如何让亲人无法时时陪伴在身边的老年人既不必离开居家环境，又能及时得到生活、医疗方面的服务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需要政府、养老机构、企业等多方面的通力协作和长期不懈的努力。

  第四、推进城市化的绿色低碳发展。我国一直把生态文明建设做为国家战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很多关于绿色发展的大政方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这份郑重承诺，对我们这一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样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这确实是摆在我们当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我在这里呼吁：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我坚信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蔡义鸿：刚才李秉仁总经济师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人口老龄化、生态文明发展，最后指出：以人为本、绿色低碳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感谢李秉仁总经济师的精彩报告。现在我们请刘首文副主任做主题发言。

刘首文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秘书长、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高级专家、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首席专家、山西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生态农业专家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从《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看我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下面就结合我多年来关注的乡村振兴谈谈看法。

  乡村振兴并不仅仅是农业振兴。有关乡村振兴我曾提出要三个融合，一是产业融合、二是区域融合、三是文化融合。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在们的城市化过程中，通过这三个融合来实现生态文明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

  那么，《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出台的背景和基础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是社会总体的相对稳定、和谐，就是每个家庭的稳定、和谐，每个单位或企业或个体的稳定与和谐，实现稳定与和谐要抓什么？

  首先是抓成本。任何建设都需要成本投入，没有成本投入就没有效益产出，不管是经营一个家庭也好，经营一个单位或企业也好，有效管理社会也好，作为一个单位的管理者，或者说的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一个区域的管理者，一个社会的管理者，确定好发展方向后，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成本控制。
首先我要提请大家注意，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而是乡村众业振兴，仅仅从事农业生产是赚不到钱的，只能养家糊口或许尚可，但走向全面振兴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说仅仅搞农业生产是很难走向富裕的。农业生产一定是举国之力，由政府统一组织、规划和实施，私有资本是不情愿全面走进农业生产，从种业、设施等局部领域或环节或有可能短暂介入，因为私有资本单纯的逐利目的注定了这一必然结果。包括欧美社会也是靠国家的大量补贴，再加上特殊的自然生态原因，可以实现农场化耕种，在农场化、规模化、技术创新，再加上补贴，欧美的农业就保持了这样一个优势。所以，成本控制对于经营者、管理者而言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抓成本转移。当成本控制实现了以后，要继续发展，就要成本转移。在农村种粮食第一产业赚不到钱，但是你要获利就要把一二产业相融合，因为二产的利润率相对要高一点。就要向技术、向科研转移，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使自己的利润率能够提高。

  第三是要实现成本转化。当实现成本转移，提升了技术含量，利润率开始提高的时候，就要向第三个阶段实现成本的转化。成本的转化就是向三产转化，尤其是向金融化转化，其利润率是最高的。然后再将赚到的钱用来反哺第一产业，反哺基本农田建设等。

  一二三产融合的结果应该是什么？——第四产业，是知识型经济或者知识型产业的高级阶段，因为科技创新和时代的进步，又可以称之为智慧型产业。

  回到《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的基本点和立足点是什么？我认为是安全，或安全成本。刚才李秉仁总经济师所说的城市安全预警系统。这就涉及到城市安全成本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个体安全等问题，但是安全问题要根据现有经济实力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例如我们两人在家里吃饭，跟老婆、孩子面对面都不交流，但是他一边吃着饭一边拿着手机在那玩，通过网络跟外面的人交流。更不用说门对门了，对门连邻居我们都不认识，除了吵架、打架或噪音等影响邻居时，才会有所互动或联系沟通。这就说明我们的家庭生态或组织生态、社会生态变了，未来我们人类社会要变成啥样了？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大国，因为我们的农耕文化是历史最悠久的。我们常说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一种自然的小农经济，或者叫自然生态。

  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化历史进程的推进，“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自然生态被打破了，农民走进了城市被城市化了，土地被城市化了，人的观念也被城市化了，这是阻挡不了的发展趋势。但新的或大的生态循环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原来农民用小河沟的水，用鸡鸭猪牛粪等农家肥就可以满足三亩地的耕种，但现在不交水费就没水喝，不交煤气费可能连饭都做不成。原来农村的有机垃圾经过发酵形成有机肥还原到了大自然，现在通过填埋或随着河流污染了土地或海洋。

  现在有些乡村把幼儿园、小学和医疗点一撤销，乡村就没了教育、没了医疗，逼着老百姓进城买房，靠这套做法推进城市化是行不通的，造成了村干部与百姓之间的误解，最后发生冲突。

  城乡融合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是必然之路，乡村是压舱石，是稳压器。假如说，我们原来所说的现代化是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标志，我们假定这个标志是正确的，那么，新时代的现代化一定是以“智慧化+生态化”为标志！

  主持人蔡义鸿：刘首文副主任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区域和文化三个融合，通过智慧化把一二三产业+N融合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形成一个和谐的、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生态。

  谢谢刘首文副主任给大家分享了有深度的精彩观点，现在我们有请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赖文鑫副主任做主题发言。

赖文鑫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教授    

  我是1992年小平先生南巡以后，有幸被我们祖国请来的第一批海外的土地规划学者。我记得当时我国国土方面的部门叫做国家土地局，后来改为国土资源部，现在叫自然资源部。那时候来北京不方便，国家土地局的几位领导专家就到深圳，在深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初邀请的30名海外专家健在的大概就剩我一人了。

  1992年我刚踏进祖国大陆的时候，祖国大陆的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30多年来，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变化巨大，但不够均衡，一些地区超前发展，一些地方却发展不足。例如房价，大陆有些地方的房价是比较失衡的，在台湾地区有个金融名词叫做“购买年”，就是说要买一套自己住的房子，需要多少年把所有的收入用于购房，在台湾地区大概是7年，世界各国的购房年限为5—12年。就是说我的薪水一年10万元，房价大概就是100万元，我10年不吃不喝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在大陆的北京、深圳，我算了一下公司属下的员工，要买一套房子按照最高的12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有些年轻人就干脆“躺平”，不买房子也不生孩子，这就造成了城市化发展的“失衡”。

  在两岸交流过程中，有大陆的学者告诉我，台湾地区真不咋的，脏乱差，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把我搞懵了，其实在我的理解中城乡是没有界限的，在台湾地区叫城乡一体化，像我们很多在城市上班的人，但是周末会回来乡村居住、种地、做民宿。因为祖国大陆地大物博，自然条件要比台湾地区好，台湾36000平方公里土地，一半以上是山地、丘陵。而且要容纳2300多万的人口，城镇的人口压力是很大的。

  我很奇怪，大陆这边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台湾地区一个人出生下来就是中国的人民，在城市和乡村出生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生在乡村，来到城市工作，赚到钱就回去投资，这就是乡村振兴了。这样不断地一代代地进城工作，返乡发展，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其中的资源调配，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在台湾地区，你有本事想要居住在最繁华的地方，你自己去买房、去工作就是了，没人管你，你想考哪个学校也行，只要你有本事考上就可以了。

  我看到，《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事实上我们现在对环境的保护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实上它的成效有待商榷，为什么？因为我们祖国大陆的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全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一体化规划，有些地方各自为政，造成空气污染就影响到了周边地区。例如我们很多稀土在外销，大量开发事实上是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而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又太依赖欧美，所以现在人家制裁我们就很痛苦。

  关于智慧城市。我们在高质量发展里面做得最好的是智慧城市，比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要好很多。我是台湾物联网联盟的主席，一些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厦门，整个城市推进智慧医疗，这些年进步非常快，这次梅玫副总经理特别陪我们去体验智慧医疗——当你不舒服时，在社区里有一个亭子，把手臂放进一个免费的检测设备，你的心跳、血压、呼吸等数据就出来了，并储存在你的手机或账号里，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很少看到。所以智慧城市的导入就可以使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

  台湾地区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再到智慧产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相互补充的。我出生在1952年，那时候台湾地区也是民生凋敝。台湾地区实施的整体发展策略还是对的，第一步是优先发展农业，全面补助发展各个地方农业产业，设立农会，由农会负责农业金融，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闭环。当农业发展起来后，大家可以吃饱饭了，台湾地区就开始实施第二步是发展工业，出台奖励投资条例，鼓励先进的工商业，例如台积电就是在奖励投资条例培育成长起来的，然后大量的农村人口就转移到这些科技工厂去了，农村就凋敝了。第三步是贸易服务业兴起，建设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因为工业纳税多，减免农业税。

  除了刚才讲的智慧城市以外，我建议祖国政府要大力推进智慧农业，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成本就有了利润。农民可能是拿手机上班的，如果通过手机可以直接处理，就不用去田间现场，所以说二三个人就可管理一个很大的农场。我认为，智慧农业是我们祖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这次到北京我还考察了国豆集团，专门种大豆的，在全国有好几百万亩。但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这个公司从育种开始，全部是非转基因的品种，他们要做成各种豆制品，把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化。我建议把这个企业叫做“民族企业”，这是我们民族的根。

  台湾地区现在有很多的种子都是禁止外流的，台湾地区还有一个政策叫做休耕，政府给予补贴。

蔡义鸿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

  主持人蔡义鸿：谢谢赖文鑫副主任，今天他谈到邓小平南巡谈话，改革开放前后祖国大陆的变化、台湾地区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台湾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大陆的很多经验台湾也可以借鉴，相互学习，携手共赢。

  现在我们请刘爱强总经理做主题发言。

刘爱强  北京京台永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永清高新区清樾岚庭项目总经理   

  关于质量强国与城市化发展，说真的也没有什么理论上的研究，只是我觉得企业是最基层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细胞，对此可能有些直观的感受。

  应该说谈城市化发展就离不开房地产，当然房地产离不开城市化。但是房地产一直是一个很争议的话题，让人们又爱又恨。4月份住建部发布了一个信息，据统计全国总共有6亿栋房子，然后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所谓的专家、业内人士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有的解读明显就是在误导，一个最夸张的说法是“6亿栋房子能住200亿人。”

  其实6亿栋房子住建部也有一个解读，说6亿栋中90%以上是农村的房屋，城市的大概有4700多万栋，其中还包含住宅和非住宅，但没有再详细的解读，也没有明确具体住宅到底有多少。

  业内的观点是城市住宅大概应该在2000万到3000万栋左右，按照每栋平均多少层、每层有几个单元、一梯几户等等，再根据户均人口，也有人大概推算出来能居住多少人，可能大概可以住七八亿人到十几亿人之间。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111.18平方米。我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平方米。

  但是我觉得不论是6亿栋还是人均41.76平方米，这两项数据中有多少房子能达到宜居或长期宜居的呢？具体数字我掌握不了，只能说个人的观感与居住感受。

  我是199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石家庄，是中建一局下属的一个建筑企业，1994年结婚，虽然是建筑公司但结婚也没有房子住，最开始是在单位的单身宿舍调剂一间房子，其他未婚的到别的屋挤一挤。后来就出去租房。九十年代你想租房子都很困难，哪有商品房出租？幸亏有城中村，就是农民盖的二、三层的小楼，分成一间一间的出租。

  我拥有第一套房是在2000年，单位的集资房，我们是建筑企业有施工能力，因为是国有单位也有土地，那时候五层高的房子是没装电梯的，我因为年轻，分在了顶层五层，那个房子我住了十年，质量还是不错的，2017年我卖掉了，虽然是顶层但没有漏过雨，但那时候屋顶都没有做保温隔热，夏天你忙一天下班，一进门热气扑面而来，真是受不了。那个年代建设的房子，没物业，没绿化，没电梯，没车位。2000年的房子，到现在已经有23年了。

  我的第二个房子是我父亲退休之后，把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住不开，买的也是某工厂的职工住宅楼，是八十年代初建的，卫生间大概就1平方米，那时候洗澡都是到公共浴池去洗，跟隔壁的隔墙就是一块红砖厚，装修的时候稍微一用力，隔壁的墙面就凸出去了，那质量真是不怎么样。

  不论是6亿栋也好，4700多万栋也好，我上面说的住过的这些房子都包含在里面，像河北七八十年代唐山地震以后的住宅大多是多层楼房，现在也有人住、也能住，但如果从宜居的角度讲，这些房子是满足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的。

  不仅仅是石家庄，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存在。十几年前，我曾经在北京远洋大厦附近工作，远洋大厦沿长安街这一侧全都是高楼大厦盖得很好，但你往里走还有很多都是小平房，很难说是宜居之所。这些房子也需要在城市更新或老旧小区改造中进行品质提升。

  我们现在永清高新区开发的清樾岚庭项目，很不幸赶上了3年新冠疫情，也是房地产最低迷的3年，疫情期间进行建设和销售，其中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好在项目已接近尾声，现在看能够按时交房，也没有出现有人上访闹事的情况。这个项目是我具体操盘的，先不说别的，现在的房屋质量与原来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我仅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保温，原来外墙保温都是贴保温板，现在廊坊市要求就是浇筑一体化，这就不存在说施工质量不好，保温板会掉、会翘起来。另一个是玻璃，现在要求必须是安全玻璃，跟汽车玻璃一样，能承受较强的冲击力，安全玻璃破碎时碎片成蜂窝状钝角小颗粒，不易伤人。

  我的意思就是从这些方面来说，现在的房子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房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看房地产的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我想，有更多宜居、宜业的城市化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也符合质量强国的战略。

  八十年代党中央确定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物质已经较为丰富，社会主要矛盾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现在是一个从有到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有到优的过程也是要靠发展，要靠发展来改变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八十年代确定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管了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十九大确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应该是一个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矛盾，也希望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正确认定能够再管上三十多年，到建国百年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主持人蔡义鸿：刘爱强总经理结合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感受，谈到了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质量问题，从住集体宿舍、城中村租房，到集资建房、购买商品房，在座的好多人或多或少地都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发展进步的过程，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充满希望的过程。现在我们请彭祥林总经理做主题发言。

彭祥林  华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非常感谢蔡秘书长今天召集这期研讨会，看到“从《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看我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大，因为，我本人主要是做微观的，我主要从产业竞争力方面谈一些我的体会。

  因为我是学工科的，技术出身，学的是自动化专业，最早我一直是搞技术开发及技术管理，这个是我本人的基础。

  后来到北大马院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赖文鑫副主任是我老师的老师，为什么我会去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我最开始是在航空部的研究所，后来在技术公司，我们是研究所的这种技术研发思维，所以公司发展的不温不火，后来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也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应该学习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些东西，希望能有所改变。前几年很幸运我遇到了赖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又跟着一个产业化专家学习产业化及产业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受益匪浅。这几年我们就在研究如何产业化落地的实践。

  从城市化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产业更新或者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产业竞争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先进性。

  我一直关注的有几个产业方向，一个是能源以及节能环保，还有一个是农业，一直在不断学习和跟踪。

  因为从技术角度来讲，如果能够大力提升技术的先进性，比如讲划时代的新科技——我们也叫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对生产力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像我们现在接触的有几个技术就是这样，具备这种黑科技的潜力，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是新能源方向的技术，它这个和我们现在讲的新能源，比如光伏或者是风电不同，它是什么呢？它是利用各种固废，比如煤矸石、矿渣、脱硫石膏、甚至危险废弃物比如碱渣、酸渣等等一二十种工业废弃物，然后以一定比例组合，再加入激发剂以后变成新能源，这种新能源有15000大卡的热值，可以与煤掺烧，而且在燃烧的过程中不释放二氧化碳，而是产生氧气，这又能达到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突破性的技术。这个技术解决了把城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变成资源化产品，而且变成了高效的、高热值的这种能源。我们知道一般的电厂用的煤，一般是采用5000或5500大卡的煤，每年国内的原煤用量达到将近100亿吨，用量非常大。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新能源如果和煤进行掺烧，将会有巨大的用量，而且会大幅降低化石能源的比例。而且它的成本低于120元/吨，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能源方面的技术是低成本制氢。它是用甲醇与水按1：1进行混合，然后加上催化剂以后，直接就可以产生氢气，氢气的生产成本需3元/公斤。那么现在我们市场上的电解水制氢的话，国内的最好技术成本至少在16元/公斤以上。而且这个技术解决了氢气的储存、运输问题。氢能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绿色能源发展方向，该技术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这一类的新技术出现，可能会部分改变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对于解决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第三个技术叫中微子发电。目前在国外处于试验阶段，属于新能源的技术，如果这个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将直接颠覆整个能源行业。这个技术与光伏发电类似，光伏发电的原理是光电效应，中微子发电是中微子产生电的效应。光伏发电现在最好的转化率，大约为25%左右，现有的光电转化率理论值33%左右，砷化镓可做到40%以上。

  中微子是宇宙射线之一，非常难以检测，1956年第一次在实验室检测到，宇宙中存在大量中微子，我们每个人每一秒钟都会有很多中微子穿过，但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这个技术就是中微子照射到特殊材料上面以后，与光伏板一样，产生电流，形成了电能，这种材料可以多层叠加，理论上可以达到5kw/m2的发电功率，而且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不受任何影响，相当于每平方米每小时可产生5度电，每天达120度电。一般家庭，一个月用电量也就200~300度，也就是说只需0.1m2的发电板就能满足一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前面是我接触的几个新能源方面的一些技术。我还接触了一些农业产业方面的技术，我一个大姐，她们目前在做非转基因种子研发。这里刘主任是专家了，我在这里可能有点班门弄斧！大姐她们过去是国家农垦系统的，保留了国内大多数主粮非转基因种子库，现在主要做远源杂交的种子开发技术，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主要是主粮方面的，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这些品种，这些是他们主要研究的方向。

  她们做的玉米品种，第一个是产量比转基因的还高，第二个它的品质高，第三耐瘠薄、盐碱、抗旱。它品质高在哪？就是它的玉米籽粒的蛋白质能够达到大概9%~11%，同时它的秸秆的蛋白质含量也能做到8%左右。那么也就意味着整株玉米都可以作为粮食。普通传统的玉米，大概它的籽粒的蛋白质含量也就只有8%左右。

  他们还研发一种玉米面粉。比小麦的面粉好吃的多，这个我亲自吃过，而且能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就是小麦面粉能做的这种所有的食品，通过水解发酵生产，生产出的面粉吃后不会产生那种烧心的感觉。

  而且这种玉米的秸秆里面的含糖量高，使用秸秆生产生物乙醇，而且秸秆产量还高，1亩地大概能产生干物质1.5吨左右，普通的玉米的秸秆干物质大概也就不到1吨。从玉米种植到深加工，这就是刚才讲的一、二、三产融合的问题。深加工第一个方面是食品的深加工，第二个方面可以做能源，还有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玉米秸秆加工成生物乙醇，5吨玉米秸秆干物质，就能生产出1吨乙醇，乙醇的生产成本比甘蔗的还要低，这就是生物质能源，可再生能源，做到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比如还有大豆，传统的大豆产量只有100~150公斤左右，蛋白质含量40%多点。她们研发的一种大豆，产量能达到每亩平均500到700公斤，蛋白质含量达58%，而且富含葡萄糖，用这种大豆做出来的豆浆，不用放蔗糖，它本身就是甜的。

  还有水稻，亩产一季达到2000斤，而且蛋白质含量高达16.2%，高于鸡蛋的蛋白质含量。

  所以像这一类的技术，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进行产业化推广的话，就对整个社会经济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从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讲，上述的这些技术是有非常大价值的，但是如何去做产业化？这几年一直在摸索。前几年赖主任引荐了孙院长，他是搞产业化研究的，主要是研究大的产业规划，我跟着他一起学习和研究，他的体系规划非常庞大，从我个人的角度考虑，做起来操作难度非常大，我这几年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实现和落地，不管什么技术，如果不能将其进行产业化，他的价值都是发挥不出来的。这几年我接触了几个不同的产业方向，去琢磨产业化的问题，我发现产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后来发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金融的问题，当然还有管理和执行团队的问题。没有资金的支撑，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国家央企或国有企业获取资金和相关资源相对容易，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难度太大。所以民营企业发展相对来讲就困难得多。而民营企业相对来讲活力和创新能力较强，如何把不同的优势进行结合，这涉及到制度和体系的设计方面。现在探索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其实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竞争力方向，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城市的产业规划、高质量人才的吸引、技术的提升、政策的制定等等方面。我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就讲这么多！

  主持人蔡义鸿：刚才彭祥林总经理介绍了几个高新技术，也谈了他自己在推广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高新技术产业化一是技术壁垒，二是市场壁垒，三是金融壁垒，咨询在其中起了一个联动，把这三个壁垒环节解决好，产业化才能得以实现。

  现在我们请梅玫副总经理给我们谈谈女企业家是如何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

梅  玫  中创实业集团副总经理    

  很高兴能参加城市化研讨会，2003年在南京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认识了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我从南京江宁的发展中看到整个南京的城市化进程，当时南京的江宁经济开发区开区时就是一个大农村，从办公室出门走十米，穿的凉鞋全部陷入尘土没过脚面，下雨了那就全部变成了稀泥，寸步难行。如今，江宁已经成为南京市的一个区，一座新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是80年跟随父母从北京迁到南京的，当时北京已经有了地铁，南京的乡间还走着水牛，如今，南京地铁开通了好多条线，而且纵横交错的还在建，南京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也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变化。那时候我们很多企业都不大愿意录用农村户口的青年，其实并不是户籍的歧视，是因为城市户口的青年要比农村户口的社会阅历相对丰富，接受能力相对比较强，工作容易上手，这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吧。在我认识的一些村的书记、乡镇的领导，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市局、街道的领导。我跟他们一直打交道时间比较长，我就感觉到他们已经完全从当初抓农村工作，转变过渡到了城市管理工作上来了，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主持人蔡义鸿：感谢梅玫副总经理给我们分享见证江宁区城市化过程的宝贵经验。其实，城市化与建筑景观设计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请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王卿老师，谈谈他们90后年轻人是怎么看城市化的。

王  卿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景观设计学》期刊活动运营  

  谢谢！我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待各位老师的，没想到有机会能跟各位老师同台论道，还能发表自己的看法，非常荣幸！我是在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景观设计学》期刊编辑部工作，现以一个90后的视角谈谈我的经历和观察。

  首先，我觉得我是生在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直接赶上了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在城市出生，从小到大感受得到在城市里接触到的教育、生活上的资源确实是非常好的，我认为自己的成长从高速城市化发展中直接受益。

  步入社会之后，我发现对于90后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代。为什么艰难？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特别高。因此，像刚才刘首文老师提到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管理，首先就是成本控制。从我个人的管理来说，我的生活成本该怎么控制？我举个例子，我是在北京的外地人，需要租房，只能租得起一个“老破小”的一居室，而且是采光很差的一楼，我就跟房东把房租从4500元聊到了4100元，这算是控制支出的成本。但是我要怎么去实现高质量的生活？我已经跟房东把房租谈下来了400元，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再跟房东商量说，我可以帮您把这个房子做一些改造和提升。这个房东也特别好，接纳了我的一些想法，包括我自己买环保漆刷墙、翻新橱柜，我还帮房东把旧家具在二手平台上卖掉，把赚到的钱打给他，又从二手平台淘了一些符合自己生活方式和审美的家具，而且省钱又环保。这样我的生活水平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有一个质的提升，尽管提升的程度非常有限，但符合我对生活的态度，我也会很喜欢自己生活的空间，而不是说随便租一个下班回去睡觉的房子。

在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参观唐亮钢笔艺术作品展

  第二、就是成本转移。在大城市背负高额贷款的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把生活的部分成本转移给了父母，我尚不愿背负这些，所以没有买房。我觉得通过知识提升实现成本转移，也是我留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我更看重的是在北京有这么多的优质、最顶级的公共资源。这是城市化发展带给年轻人最宝贵的财富。

  第三、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非常快非常好，但城市化发展的成本最终还是转移到了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讲，希望国家能从之前的飞速扩张的城市建设中，慢慢转移到公共服务方面的提升，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比如残障人士。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的无障碍设施普及率非常高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应该就算是一个发展质量非常高的城市。但是在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个老百姓都能真真切切的体会到更可达、更温暖、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刘   洋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

  主持人蔡义鸿：我觉得王卿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生活中双赢的小细节，发表出去好多年轻人就可以借鉴，这样就把成本转移了，也创造了社会效益。

顾  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城市化网总裁   

  我觉得国家推动质量强国建设的历程，一直与城市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1996年国务院制定并实施《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这是第一次从国家战略规划层面全面部署质量工作。这一年，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超过30%,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这两个时间点的契合绝不是偶然的，纲要的推出一定是国家对步入快速城市化的质量的考量和重视。相关数据表明，这份纲要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产业发展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几千年历史的农业中国步入了城市中国，中国经济社会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快速的发展也同时带来了“问题奶粉”、“黑心棉”、“地沟油”、“瘦肉精”、“甲醛超标”等一系列质量安全事件，制售假冒伪劣屡禁不止，消费者投诉居高不下。据统计，2011年仅中消协受理的质量投诉就达到30.5万件，占全部投诉的50.2％，已连续10年超过50％，对我国经济社会及相关产业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2012年2月《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出台，《纲要》开篇就明确提出其制定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质量总体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此后，国家在2016年十三五纲要、2017年十九大报告、2022年二十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建设质量强国。

  202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已经历史性地达到65.22%，就是说，我们现在有9亿多人居住在城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2023年2月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对质量强国战略做了全景式的顶层设计，从中也看到国家在让追求质量成为一种民族标示，让质量强国成为一种价值取向，质量强国建设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国家推动质量建设、质量强国的历程看：质量建设非一日之功，要久久为功；对于产品、工程、服务等各方面的需求，我们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相信这些都会对中国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参观北大建筑景观设计学院

  主持人蔡义鸿：感谢顾晴总裁用详实的数据给我们梳理了质量强国建设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请李秉仁总经济师做总结发言。

李秉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经济师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就是因为以前的城市化发展质量不够高，所以才讨论这个问题。要实现在物质上的一个高质量城市化，中央文件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推进城乡建设和管理模式低碳转型，加快推进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是指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方面是要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