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靓丽的城市、不断提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背后，隐藏着两个很不协调的指标性数字：一个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约为47%，另一个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约为27%，前者比后者高出20个百分点。

　　这20个百分点，就是站在“户籍对岸”渴望在城市里生活的两亿多农民工。巨大的鸿沟，已困扰中国社会多年，到今天，这个矛盾却越来越纠结。部分地方政府对其中一些关键的技术性问题仍然认识不清，导致鸿沟的填补裹足不前。

　　其一，城市化的本质，应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有人担心，这样的城市化需付出巨大成本，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的经验表明，一个农民工转户进城仅需6.7万多元，还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担，其中养老保险等也不是当期支付，因此政府支付得起。

　　其二，城市化中的农民变市民，不仅仅是农民分享市民利益，更是推动城市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数据表明，大量青年农民工及其家属转户进城后，将大大推迟整个城市的老龄化；每年增加的消费和随之而来的城市扩容改造，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源泉。一些地方决策者不愿意对农民工敞开城市的大门，害怕大量农民工进城后削弱了城市原有居民的福利。这种顾虑实在短视。

　　其三，迎接农民进城，是降低社会矛盾和管理成本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害怕农民工大量进城，会增加流动犯罪率，加剧劳资矛盾等社会焦点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倒因为果，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恰恰是目前“进人不进户”的城市二元结构。让农民工落户定居，平等享受城市待遇，正是化解大量社会矛盾的一项施政对策。

　　其四，城市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工将有选择地进城。或问：放开城市户口，会不会导致农民工一窝蜂涌进城市，形成大量贫民窟？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从重庆今年8月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看，一方面政府为农民进城设计有固定工作岗位、固定居所、工作年限等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当前惠农政策叠加的背景下，农民开始自我选择，若没有在城市立稳脚跟，不再会仅为一纸城市户口，放弃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农村福利。

　　中央的要求很明确，今后推进城市化，不是单纯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设施的建设，而要真正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来。城市化发展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着力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逐步消除“两个城市化率”之间的鸿沟。这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早推进、早主动、早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