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到2025年，在现有的大约1.6亿流动人口的基础上，中国可能还会有2—2.5亿人口迁移到城市。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就业、基础设施、能源、城乡收入差距、气候变化、水污染、环境污染、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提出了“环境倒U曲线理论”或“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现象，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高，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也由低增高，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随之增长；只有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环境污染和压力才能到达临界点或转折点，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美国达到这个拐点人均GDP为11000美元，日本是8000美元，德国是7500美元，据测算，我国人口多、基数大，这个拐点约为4000美元。

        快速城市化引起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程度，可用反映一国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公认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据统计，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6，2000年开始超过0.4，并逐年上升。

        可见，快速城市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紧张”，两者之间既相互关联与又相互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加剧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反过来会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更大的张力与变数，由此造成双倍叠加效应。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高度紧张带来了社会失范和文明冲突“双重焦虑”。

       当前，我国的“社会失范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快速发展造成的一系列二难抉择：社会心理压力具有既要促进平等竞争、又要促进共同富裕的双向作用；社会心理预期具有既要参与竞争实现先富一步，又要节制竞争、避免两极分化的双重风险；社会心理互动具有既要靠竞争激发心理活力、又要以协调融洽心理氛围的双重功能；社会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认为，这许多“双重”，在制度规范相对不健全的社会现实中，往往使人无所适从。但人们的心理期望值很高，民主法制、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强烈的不幸感，形成越轨的心理铺垫；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无拘束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在意识层面，表现为大众精神低落、漠视理想和未来的心理倾向。

       有学者认为，社会失范，要靠社会文明来支撑和重建。但社会失范的焦虑后面，往往弥漫着心理的焦虑、文明的焦虑。近百年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典型，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内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和”的精神，对今天缓解“双重紧张”就很有用。

        例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人类感谢自然的恩赐、回馈自然，不也是一种“承认、尊重、感恩、圆融”吗？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传统，必将在“和谐城市化”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创新。

       城市化要从“心”开始，只有从“心”开始，心净、心安、心平，只有从平常心、欢喜心、无量心开始，用心去沉思，用心去祈盼，心无挂碍，才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才能以内心的和平与安宁来带动外界的和谐与安定，才能由“心动”而“行动”，才能在共同关切与努力中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