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仍在高速进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涝暗示了什么

　　说起城市的下水道，人们都会说巴黎的是最好的。1853年，奥斯曼男爵出任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之后，掀起了长达17年的巴黎大改造工程，把整个城市拆得天翻地覆。今天，提起这项大改造工程，有人指责奥斯曼毁掉了大量文化遗产，有人指责他“动机不纯”开大马路是为了方便进城镇压市民的骑兵队，有人指责他把穷人从市中心拆到了郊区，为日后巴黎的骚乱埋下了祸根。但有一件事，让批评者们闭上了嘴，那就是奥斯曼建设了一个“地下巴黎”高2米、宽5米、四通八达的下水道工程。巴黎正是拥有了这个深藏于地下的工程奇迹，才不会在暴雨之中沦为“泽国”。

　　最近，北京、武汉、杭州、南昌等城市受暴雨袭击出现大涝，使得人们纷纷称羡巴黎的下水道。其实，早在唐代，中国的城市就部分出现了像巴黎那样的排水设施。唐代扬州城的排水涵洞，宽1.8米，高2.2米，可容人自由穿行，即为一例。中国古代城市重视沟渠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些排水设施如能得到很好的保养，是应该能够让今人受惠的。可是，古人善治沟渠的经验，今天几乎被国人遗忘。

　　6月24日，北京市水务局有关人士在解释“6·23”大涝的原因时，所列事项包括“排水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在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排水管网最早还有明代的设施，属于老古董了”，这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北京此次出现大涝，集中在西三环、西四环地区，那一带的地下管网多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与环路工程一并完成，并不在明代排水设施管辖的范围。明代的排水设施分布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古城区，主要集中在前三门大街以北的内城，6月23日，这一范围并未出现西三环、西四环那样可怕的水淹情形，如此让古人替今人受过，值得商榷。

　　沟渠营造与自然而然

　　中国唐代的城市出现了像巴黎那样的下水道设施，有实物为证。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大学办公楼东侧，唐代罗城南偏门西侧约30米处，发现了一座形制独特、规模壮观的唐代排水涵洞遗址，这处排水涵洞为券顶长条隧道形砖木混合结构，洞宽1.8米，高2.2米，残长12米。涵洞为砖砌双层券顶，底铺枕木作为地栿，内有双层木栅栏装置，既能排水，又具有防御功能，这在中国古代城址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

　　扬州地处江淮，少旱多雨，加之在唐代时城市繁荣，人口密集，又是一座“水郭”，所以十分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建设。城内排水系统一般设在道路的两侧，采用木质排水设施，不仅适应扬州的地理环境，而且具有取材便利、施工便利、维修便利的特点。1997年底至1998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唐代罗城范围内，又发现一条东西流向的唐代排水沟，排水沟两侧沟壁和底部均用木板铺砌而成，沟宽东西不等，西部接近唐代市沟处宽约1.7米，东部宽约1.2米，共先后发掘出排水沟长150米，沟深1米左右，排水沟上未见有盖板，可能为唐代路道旁的一条排水明沟。

　　综上所述，唐代扬州城的排水系统，至少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道路两侧的排水沟，深约1米，宽1.2～1.7米，规模可观；二是大型排水涵洞，宽1.8米，高2.2米，规模惊人。这个排水系统虽不如巴黎在19世纪建设的那般浩大，但比后者早了一千年，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还包括那些最易被人忽视的自然而然之处。一是城市多与河流、湖泊相伴，像扬州的瘦西湖、北京的什刹海，既是宜人的城市水景，又可在暴雨倾盆时，发挥蓄洪之功用；二是中国古人选址建城乃至建屋，都讲究“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就是要把城市或者房屋建在后面有山、前面有水的坡地上，这特别有利于雨水的宣泄；三是注重自然渗水，所有房屋皆以院落布局，每一处黄土露天的院落就是一个渗水场，讲究点的人家用青砖墁地，它也是渗水的。这样，市区之内，地下水可以得到经常的补养，再通过井水还诸市民。中华先辈如此倾入心力与智慧的城市营造经验，是值得我们理解与继承的，不应简单地以一句“属于老古董了”加以遮蔽。

　　筑沟与掏沟

　　古代北京城的排水设施真是那么不堪吗？以故宫为例，它显然没有所谓“现代化”的排水设施，但它何曾被淹过？夏季游览故宫赶上大雨倾盆时，是不必害怕积水难返的，相反，正可欣赏一下三大殿三重台基上1142个龙头排水孔，瞬间将台面上的雨水排尽，而形成千龙吐水的壮丽景观。这些被排之水，通过北高南低的地势泻入内金水河流出。故宫的排水，正是综合了前文所述的各种排水法，既有地下水道，又有地面明沟，这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纵横一气的排水设施，能够使宫内90多个院落、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畅排出，实为工程史上的伟大成就。

　　即使是在坊间，排水设施的建设也是纲目并举。明代北京内城的前身是元大都，规划建设恪守了“先地下、后地上”的工序，根据地形、街道、河湖的情况，先铺设下水道，分明渠、暗渠两种，以暗渠为主。

　　张必忠先生在《北京下水道的变迁》一文中记载，明初营建北京城时，把下水道的建设与皇城、城垣、街道的营建，并列为四大工程。内城大街小巷都埋设了暗沟，排水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为管好下水道，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吏。如明朝内城的沟渠归五城兵马司管理，并由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街御史共同负责巡视。清初由工部街道厅管理内城的下水工程，康熙年间又归步兵统领管理，乾隆时则专门设置了隶属于工部的“值年河道沟渠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曾做过一次丈量，内城沟渠总长128633丈，其中，大沟30533丈，小巷各沟98100丈。为保持下水道的畅通，不时进行掏挖。明代是“仲春开沟”s；清代又分“年修”和“大修”，年修一年一次，大修数年一次。乾隆三十一年，大修一次用银十七万多两。光绪年间每次年修也要用银一万多两。当时，掏沟实行“官督商办”。清代在下水道掏挖完工时，还要进行验沟，即让一个人当众从沟管的这一头钻进去，从另一头钻出来，以示将沟挖通。

　　可是，如此严格的养护制度，也难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就拿验沟来说，居然会出现钻进去的是一个人，钻出来的是另一个人的情况，验收官睁只眼闭只眼就放过了。所谓挖沟，就是挖挖两边的泥而已，中间部分根本没有挖通，主事官商借此分掉工程款了事。嘉庆皇帝感叹：“京城修理沟渠，向来承办之员，多不认真经理，甚或支领工料钱粮，从中侵扣，以至渠道愈修愈坏，于宣泄全无实裨。”光绪十六年五、六月间，京城连降大雨，由于下水道不通，不仅前三门一带的不少民房被淹倒塌，连大清门左右的部院寺各衙门也被浸泡。

　　以上情况，并不表明北京古代的排水设施是落后的，它折射的是制度文明的落后。连一言九鼎的皇帝也奈何不了掏沟之事，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文明呢？

　　谋全局与谋一域

　　奥斯曼建设庞大的“地下巴黎”，所耗资金甚巨，其融资手段即“土地财政”。据记载，整个巴黎大改造工程耗资25亿法郎，奥斯曼只向政府要了1亿法郎作为启动金，其余则向银行和私人基金举债，再通过土地增值后的收益偿还。其做法与今天中国的城市很像搞“一街带几片”的开发，一条大马路开过去，就把两边的街区拆除，让房地产商参与沿街开发，以此补贴基础设施投资。

　　巴黎的被拆迁居民为下水道付出了代价。大改造工程摧毁了城市的多样性，将大量贫困的市民逐出市中心，而穷人一旦被大规模地集中到郊区居住，贫困就会在那里“世袭”，因为低收入者无法提供充足的税收，郊区的公共服务就无法改善，这个问题再与日后的移民问题相混杂，使得巴黎郊区的骚乱不断上演，至今未绝。所以，在称羡巴黎豪华的下水道之时，还须明察它惹出了多大的麻烦，这也警示我们：对一个已建成的城市作如此伤筋动骨的大手术，负作用何等惊人，如果先谋而为之，不必如此返工，何其善哉。

　　此次国内诸座城市惨遭水淹，暴露出排水设施标准不高、保养不力的问题。北京市防汛办的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北京市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是一到三年一遇，这个标准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但是6月23日的强度达到128毫米，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需要综合多方面的条件，比如最初的管网建设、城市规划等等”，“城市排水设施和排水能力也决定了积水的程度，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希望将最低排水标准从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三年，达到三到五年一遇的标准。但是仍在研究过程中”。

　　2004年夏季北京市区出现内涝时，就有专家指出，排水不畅与北京路桥增加有关，因为路面和桥面的材料本身是防水的，它的防水作用导致了在降雨时桥面路面上的雨水渗不下去，就导致桥下积水。“北京道路桥梁在材料选择上对外观的注意较多，对渗水注重不够，随着北京立交桥、柏油马路建设速度的加快，排水不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排水管道的堵塞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塑料袋和其他垃圾阻塞了管道，水就排不下去了。有一些建筑设施为了方便或者美观，私自把地沟盖上或堵死，这就导致了排水渠道的减少，影响了排水通畅”。

　　中国的城市化仍在高速进行之中，此次城市大涝暗示了什么？如果说，在已建成的市区，改造排水设施存在很大难度，那么，在那些正在或即将建设的市区，该不该早为之谋呢？“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古人的话，发人深省啊。